从十六世纪中期明朝嘉靖年间开始，远在日本西陲的小岛平户岛就已经有了中国华侨的出现。最早抵达平户岛的是1543年带着欧洲的葡萄牙人最先到日本的安徽海商王直。他一直落户在平户，后来因为经常利用倭寇袭击中国沿海，而为明朝官员设计骗回国内处死。可是因为他为平户的领主松浦隆信打开了对中国的贸易，因此，此后即不断有中国海商到平户贸易。在1620年代居住该岛的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就是其中之一。郑芝龙就居住在平户岛东边靠近中部的川内港港边。这里是中国船只从南方过来最近的日本港口之一，同时还居住着其它一些闽南籍华侨。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年方二十几岁的郑芝龙与与肥前松浦藩下级武士田川氏的女儿田川氏结了婚这年8月27日（阴历七月十四日）田川氏在川内港旁边的千里滨海滨散步时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人所熟知的民族英雄－－国姓爷郑成功。
郑成功和日本的关系
可能是受到母亲的遗传，郑成功的个子很矮小。（平户当地妇女的身材既矮又小，肩膀较宽，是二次大战前典型的日本妇女身材。而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收藏的郑成功战袍遗物显示，他穿的鞋子可能只有目前美国男鞋尺寸6、7号大小，战袍的尺寸也可能只有30几号。）他在平户一直居住到七岁。在这段形成他个性与人格的最重要时期，他接受了母亲田川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亲郑芝龙离开日本之前给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圣宫本武藏所创）剑术。
因为郑成功本人和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在反清复明的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这件事，便格外引人注意。郑成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使命？郑成功与隐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和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德川幕府应郑成功请求出兵中国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1992年，日本学者陈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者’。
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师飞锡他方”。郑成功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隐元还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郑成功在书信中首先称赞颂了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勣赐姓李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①。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②。结果如何呢？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了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是，事实上德川家纲这次是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这是迄今中日两国史坛所忽略的问题。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应该感谢朝鲜史籍留下了有关记载。
根据朝鲜手抄本李《漂人问答》援引明遗民曾胜供词云：“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这就是说，“庚子夏初”系当南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日万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兴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汉人”向导下“以向北京矣”，意味着日本在中国明清交战中已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然而，途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显然日军海中遇难者不少，才使这非同寻常的“大举兵” 以“回师”了之，与清廷安宁如故。李当时为朝鲜济州特使，所撰《漂人问答》是据他亲自讯问曾胜等明遗民而成书，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曾胜上述供词的史料性，是绝对可靠的。
德川幕府虚应郑成功请求出兵中国
曾胜何许人？乃福建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成长在明清动荡年代。而据朝鲜史籍记载，清康熙六年即李朝显宗八年（1667）六月，朝鲜地方官员报告：“唐船一只漂泊（济）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载物尽皆沉没，所余无几。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头。观其服色，听其言语，则的是汉人。招致其中为首者林寅观等，书问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则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洋中遇风以至于此云”③，而此95人为首者乃林寅观、曾胜、陈得。据朝鲜史籍记载李朝译官问语，林寅观等人答云“藩王与郑经之物也”④，足证此95人乃台湾郑氏官商。他们是当年五月初十日从台湾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风，二十三日漂到济州岛时船体破碎，为朝方收留。曾胜身份清楚了，那么他为何在“日本大举兵”事隔七年后才吐露历史真情呢？
据《漂人问答》援引林寅观的话说，“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与我藩议和。而我藩即欲启闻（日本）国君，寅等欲乘风开缸。此书预先寄来，寅等未知后事”。“孔姓名孟章”，案“孟”、“元”两字同义，故当时人亦称孔元章。孔元章，于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台湾招抚，而同年十一月清朝闽水师提督施琅《边患宜靖疏》指出“总兵孔元章招抚回归”，足见上引林寅观“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与我藩议和”的资料是可靠的。“此书预先寄来”，系指郑经致日本国王书是东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给林寅观、曾胜等人，虽然《漂人问答》又援引林寅观等人的话说此书信由于船体破碎“失于漂沉之时”，但蔡政致寓日明遗民的三封书信犹存并让朝方阅览，显然“失于漂沉之时”是出于保密需要的推托之词。不过，林寅观等人在答复朝方询问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郑泰长崎存银和“会聚兵马”机密，使朝方留下了“汉人行中有请兵日本文书”的印象 。不难看出，孔元章往台湾议和时，郑经正谋求借兵日本。当时，李氏朝鲜与清廷有外交关系，故朝方对郑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细心盘洁，林寅观回答时顺便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而曾胜不禁就将“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的历史秘密说了出来。
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自愿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
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
第一次
正保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
仕于唐王的都督崔芝，以林高为使者，派去日本，要求派兵三千。（郑芝龙汲取书信中说“……前云借兵五千……”一般认为就是指的这次崔芝要求派兵。）对于这次借兵，幕府向长崎奉行指示说：“……此次林高虽来申述，然而事起仓促，无意满足。可将此意告知，令林高早早回国。”
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经向其侄儿板仓重矩透露了"出兵"计划，而且极其具体地记录下了计划的内容，决定派“主将一人，副将十人”，“知行一万石征发一骑和步兵三至五人”。由此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其中内幕情况。
表面說是在作出兵准备，但兵力少得可憐，根本就是不想出兵，做做樣子忽悠來請兵的特使林高。
第二次
同年冬。
海盗出生地水军都督周鹤芝，要求与其有旧交的萨摩藩主岛津氏派遣援兵。据说萨摩藩答应以第二年四月为期，借兵三万。（另，有人认为第一次派求援使来的崔芝和这位周鹤芝是异人异名，也有人认可是异名同人。）
第三次
正保三年（顺治三年）（1664年）三月。
周鹤芝根据前一年与萨摩藩的约定，准备派遣参谋林斋舞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找到副将黄斌卿的反对，据说未能实现。
第四次
同年九月。
（也就是上述郑芝龙的乞师。）
第五次
正保四年（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
周鹤芝遭到黄斌卿的反对，一度放弃了向萨摩乞师的念头，这次又要求派援兵。但这时福州已经失陷，唐王也被捕，萨摩藩尽管与周鹤芝之间有“父子之义”，但其救明的意志已经减退，因而不了了之。
第六次
同年三月。
看来周鹤芝向日本乞师最为热心。他一义子林皋为使者，随同安昌王于这一年再次向日本乞师。但据说不得要领而还。
第七次
同年六月。
安昌王曾作为第六次求援使去过日本。这次他借同御史冯京第及黄斌卿的弟弟黄孝卿，又来日乞师。但据说黄孝卿耽溺于长崎的妓女，把乞师之意忘在脑后。由此可以看出，明朝遗臣方面也开始出现了颓废的萌芽。
第八次
庆安元年（顺治五年）（1648年）。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
第九次
庆安二年（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
冯京第偕同黄宗羲去日本乞师。从《海东逸史》来看，与第六次的记述（《日本乞师记》）、第七次的记述（《海东逸史》）同样都记为“不得要领而还”，大概是基本上未予受理，稀里糊涂地回去了。
第十次
同年冬。
据说舟山群岛的鲁王处任职的御史俞图南来岛了日本。汪光复的《明季续闻》仅作了这样的记载，详情不明。但可想而知也是为了乞师。
第十一次
同年十一月。在鲁王处任职的将军阮美去日本乞师。但其背后有*僧捣鬼，表明乞师情况正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二次
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对他来说是第二次乞师。）
第十三次
同年。
郑氏家族郑泰的请援。《外藩通书》在记载《郑经呈长崎奉行书》的后面，附有近藤守重的按语：“郑泰于永历十三年（明永明王的年号）（清顺治十五年）向日本请援。”但按语仅次一行，不知是否属实。
第十四次
万治二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
朱舜水乞师，朱舜水后来作为水户藩的宾客而收到重视，最后以日本为埋骨之地。他曾经多次去日本，所以关于他的乞师计划，也很难决定其年代。现在根据中村久四郎的说法，把他最后去日本的年代（也就是最后没有回国那次）看作是乞师的年代，因而就以万治二年为期了。
第十五次
万治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
（上述郑成功部将张光启的借兵。）
第十六次
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
这时候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已经投降，清王朝的基础已经十分巩固。但还是有一个名叫张斐的明人来到长崎，声称：“闻水户候甚重道义，为得其助，以谋恢复而来。”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不舍复兴明室之志，确实令人惊愕。这是所能知道的最后一次乞师了。
为何中日两国史籍没有记载呢？
因为此事关系到德川幕府与清廷的两国关系，问题复杂，何况是日本单方面不宣而战，纯属德川幕府绝对机密，不会轻易公开暴露，更何况未与清兵交锋就“回师”，日军未在中国登陆，自然没有引起两国史家注意。李氏朝鲜与清廷有着特殊关系，但林寅观、曾胜、陈得等95人被押送回国惨遭清廷杀害使李氏朝鲜震惊，故以后处理漂来明遗民就格外慎重。李氏朝鲜虽然从曾胜供词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鲜与明朝有旧，不忘记万历壬辰年援朝抗倭之恩，故没有张扬此事，仅见于私人实录性《漂人问答》中的只言片语，不易被中日史家发现。不过，郑成功北伐檄文中声称“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则吐露出日本将要出兵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国数十之称，德川幕府控制诸藩，统一日本，故郑成功“海外一十四国”实指日本，而“不期而会”则表明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的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外交活动中已经正式提及到了此次日本出兵之事，如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郑成功命总兵官张光启去日本乞兵，十一月张光启回称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其前出兵损失”，即曾胜供词说“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日军死于海难者不少，成为德川幕府“坚意不允”的表面理由，亦可证张光启出使日本是日本出兵几个月后之事。
为何德川幕府对郑成功乞兵态度前后不一呢？联系当时背景就能看出其原因所在。本来郑成功北伐战争初期形势不错，“四方响应，皆谓中兴”，三吴地区人民都希望郑成功北伐告捷。当时清兵处劣势，江宁指日可下，全国震动，清廷“欲出京兵”援江宁。但郑成功在此关键时刻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如围江宁而不攻，军纪松弛，不夺取江宁所属咽喉要地，使清廷从沿海调兵得以增援江宁守军，使清兵实力增强，并且后来战法又不当，如江宁外围之战大败就从镇江扬帆而去，错过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北伐终因郑成功的原因而失败。北伐失败，使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大顺军余部受到不利影响，不能在湖北荆州、襄阳打开局面，“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并意味着南明最后一次的复明希望破灭了。不难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风而回师，德川幕府已得知郑成功北伐败后兵力严重削弱，永历朝行将灭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内陆，德川幕府对南明复明已不抱有希望，岂能不顾中日两国关系，而再次出兵甘愿与清廷矛盾复杂化并冒势必失败的风险呢？所以，张光启奉郑成功命出使日本失败是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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