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最後武士"的原型，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er），這個人大家一定要認識，他改變了東亞的歷史，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著名的田中奏摺是虛構的，但是田中奏摺的內容卻是這個人寫的， 他帶領薩摩藩入侵台灣，日本從此走向軍國主義，中日開戰。
我們都知道－2004年1月在台灣上映的好萊塢賀歲片「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故事劇情就是以發生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西南戰爭」做為背景改編而來的。其中由渡邊謙飾演的勝元，角色就是來自西鄉隆盛；日本青壯輩名導原田真人跨刀飾演的大村，則是影射西鄉的政敵大久保利通。但你可能想不透由湯姆克魯斯飾演的美軍軍官到底影射的人是誰！？我覺得那代表了兩種意義：一是告訴世人－美國人在「明治維新」中所扮演的導師角色；二是投射了－曾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身影。李仙得又名李讓禮；1830年8月26日生於法國的望族，巴黎大學畢業。後與美 國籍 女士－克拉‧維多利亞‧慕洛克結婚，赴美定居，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擔任北軍軍官，官升至少將，後來因為作戰受傷、導致左眼失明。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由於跟他一起並肩作戰的同袍好友格蘭特將軍選上美國總統，因此派他於1867年出任駐廈門領事兼理淡水、雞籠、安平、打狗領事事務。
李仙得在上任之初，就遇上了1867年2月羅佛號（the Rover）的海難事件，之後還有－1868年的樟腦走私戰爭－導致英國海軍茄當（Gurdon）率艦砲擊安平事件、以及數不清的教案、商務糾紛…等，不管那一件事，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位獨眼龍將軍的身影。就因為如此頻繁的接觸台灣，因此他能說流利的中文、閩南語以及一部分18番社的土語，所以他被視為「台灣番界」通，而這些經歷對他在1874年誘導日本對台灣屏東發動侵略戰爭－即『牡丹社事件』－有相當大的幫助！
只是近來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顯示，日本並不單純的是因為受到李仙得的誘導才發動所謂的「征台」之役，因為這些研究都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的脫罪論誘導所致，隱瞞了日本早就有的侵台意圖，或者說，李仙得的確在對於日本發動侵台戰爭佔有關鍵地位，但這其中其實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陰謀與算計，但我們不能忽略，明治維新之後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所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恐怕才是主要因素，當然李仙得的個人野心絕對是構成日本對外擴張的因素之ㄧ，但他的角色充其量只是個獻策的謀士罷了，大家不過是狼狽為奸，相互利用而已，套句俗話說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但不管如何，李仙得也是最早提出「東亞文明月彎」概念的人：他在1873年給日本的備忘錄中清楚的指出：『日本、朝鮮、琉球、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海軍部文件JN-R34-F44937-45）』而這個概念正是日後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就如《後藤新平正傳》一書所言：「這個年輕的帝國，正在開始實施由李仙得忠告而發起的堅固的新國策－大陸政策，即北起樺太，南到臺灣，由一連串島嶼完成對支那的半月形包圍，更要控制朝鮮和滿洲，否則就無法保障帝國的安全，控制東亞的時局。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設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著日本年輕的領導者們，不久就成為我新興帝國的國是。」
根據歷史記載，近代第一位登陸台灣的美國商人是吉頓．奈伊（Gideon Nye。Jr.）。他在1833年（清道光13年）21歲時，與幾位兄弟在中國廣州成立了「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到了1855年（清咸豐5年）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羅賓內洋行（W. M. Robinet ＆ Co.）合作，賄賂當時擔任台灣台灣府知府與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的裕鐸，雙方並簽訂密約，吉頓．奈伊取得了獨占南台灣的貿易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而吉頓．奈伊則必須對打狗一帶提供足夠的海上武力，來保護與對抗海盜的侵犯。就因為這樣，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1年多，但也因此嚇阻了當時猖獗的海盜。
到了1848年，吉頓．奈伊的堂兄弟湯姆士（Thomas Nye）於搭船經過台灣時遇到船難而失蹤，吉頓為了營救他，因此不斷向美國政府求援，請政府派兵船、人員到台灣搜救。就因為他的奔走，美國政府曾先後派了4批軍艦來台灣海域巡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經打破日本鎖國政策的海軍提督貝里（Mathew Perry）於1854年曾派亞伯特上校（Captain Abbot）率領了2艘軍艦訪問基隆港，到了1857年春，美國派出水兵隊長辛茲（John D. Simms）以搜救失事船員為名，藉機強占打狗（高雄）長達7個多月，這段時間，吉頓不斷的向美國鼓吹併吞或租借台灣，只是當時美國除了國力明顯低於英、法、德…等歐洲列強之外，最糟的是國內還因黑奴解放的問題正陷入南北開戰之際，因此無力也無心經營台灣，也因為這樣這些美商不得不因為其他國家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而陸續退出台灣市場，.......只是美國對於台灣仍然一直魂縈夢繫著，尤其是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對於海外市場與戰略基地的需求不斷上升，美國除了加緊爭取巴拿馬運河的開鑿與管轄權之外，中南美洲與台灣就成為美國在美洲與亞洲相當重要的戰略佈局。
1871年（清同治10年，日明治4年）10月，位於琉球群島最南端之宮古島與八重山島人民，分別乘坐4艘船前往琉球那霸進貢，途中因遇颱風，其中的一艘載有69名船員與乘客的貢船－「山原號」於11月6日漂流擱淺在恆春半島的八瑤灣（即今之屏東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其中3人不幸落海溺死，66人平安上岸。
隔天這些船員，包括：船長仲宗跟玄安及船員、乘客…..抵達恆春的高士佛社領域，並被帶至頭目家中。起初雙方還以禮相待，但後來因為語言與文化認知不同而產生衝突，為了避免遭到不測，翌日晚間，這些琉球難民趁著高士佛社人外出打獵的空檔，分批逃走，後來有54名琉球人在與高士佛社追捕衝突中慘遭殺害，不久之後，與高士佛社有結盟關係的牡丹社援兵也趕到現場，問明事情原委之後，這些牡丹社援兵決定繼續追殺逃走的12個琉球人，後來在居住保力庄首富並擔任庄長的漢人楊友旺家中發現這些琉球難民，楊友旺與牡丹社人達成協議，楊以大批的牛、豬、布匹來換得這12人性命，牡丹社人在返回其住地途經高士佛人殺害54名琉球人的現場時，牡丹社人將這些琉球難民人頭砍下，帶回牡丹社以及尼乃社（女乃社）的頭顱架上，當做祭品。
事後這54個無頭屍先由當地客家籍漢人鄧天保（另一說為楊天保）收屍並埋葬在其住家附近的雙溪口山腳下（即現在的宙光山南側小平原），之後，再由保力庄長楊友旺協同庄務助理林阿九以及張眉姿等善心人士遷葬至統埔庄南郊，並供祀每年祭拜。
而逃過一劫的12個琉球人則在楊友旺家中調養了40多天之後，由揚友旺及鄧天保、宋國隆等人護送至車城灣搭船前往楓港再經陸路到鳳山縣衙門，轉交給清政府官員，並安排與另一批一樣是漂流到台灣的琉球八重山的漂流民一併轉往福州琉球館，翌年（1872年）6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這些漂流民歸返琉球。
藉口琉球漂流民被殺事件，1872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立即擬定「處理琉球之三條」方案；即將琉球王尚泰任命為華族（貴族）兼沖繩籓籓主，並將琉球的外交權移至日本外務省，由九州派兵進駐琉球…等。甚至鹿兒島縣參事－大山岡良還想假借琉球王之名，請求日本派軍征討台灣，但琉球擔心「雙屬問題（一方面接受中國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卻受到日本薩摩藩的控制。）」會曝光因此婉拒，到了10月16日，日本單方面對外宣佈琉球王國屬於日本的「內藩」－破壞了自1372年起中國為琉球王國之間長達500多年的宗主國地位，同時拒絕與中國談判琉球歸屬的問題，這些宣佈當時雖然只有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但仍舊使得清國不敢採取任何行動。
曾經於1866年10月（清同治5年）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在1872年（同治11年）10月12日，辭去廈門領事之職，搭船返美，李離開中國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駐華公使對他的「治臺理番」並不支持。而發生於當年2月琉球人在臺灣南部被番人殺害的事故，就完全引爆了他與公使婁斐廸（F. F. Low）之間的宿怨，在事發之後，李先得曾親自乘船去臺灣詢問當地番社原由…….他立即對美國駐華公使及清政府提出詳細報告，並要求清政府要嚴懲番人的暴行。但未獲得清政府的善意回應，不但如此，當時駐華美國公使鏤斐廸還批評他在未報告美國政府的情況之下就私自潛入臺灣與番人談判是不法行為，因此李先得認為清政府及美國駐華公使都有放任番人暴行的嫌疑，最後憤而辭職，…..在返美過境日本橫濱期間，由於李仙得相當熟悉台灣事務，再加上美國政府有意破壞中日同盟，並藉日本的手來佔領台灣。因此美國駐日公使德朗（De Long, C.E.）不但私下力勸日本趁此一事件來佔領臺灣，同時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之下，德朗將李先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李仙得以他親自參與處理1867年2月－美國商船羅佛號（the Rover）事件的經驗，來提醒日本政府－「台灣雖然在清朝的管轄之下，但其政令不通行，對人民也不能保護，即無有效統治之實，是個無主之地，日本可以趁此良機佔領台灣」。
同時李仙得也將其珍藏的許多有關台灣的重要情報－各種歷史文獻、各族原住民的風土人情與各類戰略地圖…全部都獻給日本政府，而在他所呈現給日本政府的第4號備忘錄中，首先對日本提出了「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日本、朝鮮、琉球、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而李先得的想法也符合了1854年美國培理在訪問日本之後的主張，….只是這項主張當時美國並沒有能力單獨完成，因此美國政府希望能藉助日本之手來做，因為以當時日本的國力，即使是由日本人實質佔領台灣，美國人一樣可以獨佔整個貿易利益，甚至與日本分享台灣的殖民權力。前面提過，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對於海外市場與戰略基地的需求不斷上升，列為美國頭號的國家戰略目標就是加緊準備巴拿馬運河的開鑿作業，另外中南美洲與中國就成為美國在美洲與亞洲相當重要的戰略佈局，其實在19世紀時，美國拓展對外貿易主要是依循以下兩種手段；一是鼓動中國保持「門戶開放」政策、二是排除歐洲國家在美洲的勢力，使自己成為拉丁美洲經濟力量的主宰。之後美國藉口「緬因號」在古巴哈瓦那港爆炸沉沒，而發動美西戰爭，搶佔許多原屬西班牙的殖民地如菲律賓就是出於相同的經濟戰略考量。
所謂羅佛號（the Rover；又譯為羅妹號）事件的始末是：1867年2月羅佛號（the Rover）由廣東汕頭駛赴牛莊（今遼寧省海城市牛莊鎮）途中，在台灣南端七星岩附近海面不幸遇到颱風觸礁沉沒，當時船長懷特夫婦及部分生還者搭舢舨漂流至恆春龜仔角（也就是現在的墾丁社頂附近）登陸，卻因為溝通問題、在加上原住民沒有看過白種人，誤以為是妖怪，因此導致船長懷特夫婦等13名船員慘遭龜仔角社的土番殺害，唯一倖免的粵籍水手逃至打狗（高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後立即趕赴福州，親自與閩浙總督吳棠及閩撫李福泰進行交涉，請求依據中美《天津條約》，下令臺灣地方官員營救倖存人員，並嚴懲生番。但因為當時琅橋屬於「生番」地界，清朝駐臺灣官員不願介入協調，李先得只得自行前往，但是被原住民拒絕….. 6月13日美國派出海軍提督貝爾（A.Bell）率領兩艘軍艦載了181名海軍陸戰隊登陸琅橋，但卻被原住民給擊退，艦長之ㄧ的麥肯戰死。
至此美國態度轉趨強硬，清廷恐造成更大的國際糾紛，因此建議與美軍聯手進軍，於是命台灣鎮總兵劉明燈率兵士500向番社進軍，但是清軍在柴城一帶受阻。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之下，李仙得於是在1869年10月10日，透過英商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能說流利的中文與閩南語，曾經著有《老臺灣》一書）介紹其所熟識的熟番，獨自帶了幾名通事就進入琅橋與琅橋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Tooketok；所謂琅橋十八社，其實原屬：「斯卡羅族」；最早居至在台東，為卑南族的一支，移居屏東恆春之後，身受排灣族的影響，因此被歸類為排灣族，才會被稱為：「琅橋十八社」）談判，經過多次溝通，雙方達成協議－原住民同意歸還船長亨利夫婦的首級及所劫物品，並允諾不再傷害因海難漂流於此的西方船員或是船員家屬，同時雙方也協議－今後若有西方船隻在通過琅橋海面時遇到任何困難，必須以升起紅旗當作求救訊號，原住民則會給予適當的援助。
這個協議，後來經美國政府承認，成為正式的國際條約，最重要的是在締結這個條約時，還有清朝官員陪同一起參與，不但曝露了清朝官員對於國際法的無知，甚至也自我否定了清廷對於台灣的主權。因此在1874年征台之役結束之後，李仙得還特別回到上海出版了《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台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一書，他的「蕃地無主論」不但給了日本規避侵略責任的理論基礎，同時也開啟了20世紀中期「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一連串爭議，而這些都是以他跟卓杞篤所約定的條約為基礎所開展的。
另外李仙得希望能在失事船隻的岸邊建立一座堡壘與燈塔，但稍早時卓杞篤以當地為聖地不可侵犯為由，拒絕了李仙得，只是後來經過雙方不斷溝通協調，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同意在台東卑南一帶築一礮台，做為聯絡站與警戒用途......因此李仙得以此條約要求清廷將琅嶠正式收入版圖，並派兵駐守，同時在龜仔角（台東卑南）設立礮台，但當時的台灣鎮曾元福、台灣道吳大廷…等人均以－「該處建設砲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中國所以不建者，非為省事，實為將來洋人寬留餘地。現在枋寮一帶設官、設兵、設屯，足資保護；何必添設礮台，至日後遭風洋人轉蹈危機」，而拒絕了李仙得的建議，至此羅佛號事件始告落幕。也因為這段經歷，李仙得在1868年2月再度進入恆春原住民部落旅行，此後幾年間，李仙得經常隨同美艦赴台灣，與生番直接交流，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從此他被視為「台灣番界」通，而這為他後來幫助日本侵略臺灣埋下了伏筆。
李仙得的建言給與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也埋下了日後佔領台灣的種子；當然對於這段歷史，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日本利用了李仙得的番地無主論與眾多征台規劃與建議－來掩蓋其對外侵略的野心，李仙得在整個事件當中，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當然不管如何，李仙得的這些建議，不只影響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事後證明日本後來的所有中國與亞洲侵略政策，幾乎都是根據李仙得的建議而制訂的，這正是20世紀前半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只是李仙得也清楚的知道當時日本才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國力未豐，因此貿然出兵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於的日本並不利，因此建議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台灣的藉口，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日本與中國正式決裂，也可以紓解日本國內不斷升高的征韓壓力….藉此凝聚與搧動日本人的愛國情緒，才真正化解了因「征韓論」所引發的「西南戰爭」後更大的內戰危機。
當時李仙得的建議如下：
（1）中國的政教不及台灣這塊番地：最重的是「番人」也相當仇視漢人，此次琉球船民被害，實因其外貌與中國人類似….才會被殺。另外中國國力薄弱，根本無法有效統治番地，日本人應學西方列強，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盟主，併吞亞洲許多尚未開發的野蠻之地…；
（2）日本要隨時備戰－以戰逼和：日本與中國交涉時，應派軍艦巡弋中國南海，甚至進佔澎湖，另外在長崎或是琉球應事先預留足夠兵力，以預防雙方談判破裂….如中國仍拒絕談和，日本則進軍廈門，逼中國坐上談判桌；
（3）武裝殖民：日軍應在台灣南部社寮設立大本營，一方面安撫當地漢人和較為友善的番人，另一方面攻擊兇殘的牡丹社，最後進佔台灣南部所有番地…….；
（4）日本應該以外交談判為主，並輔以軍事手段，當然最高招就是－兵不血刃的達成目標….依當時日本的實力來看並非上策。但若依照《萬國公法》商請清政府保護遇難本國船民，清政府未能辦到，日本自行設法保護，乃理所當然。
（5）李先得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根本無力保有台灣，台灣遲早會落入其他列強的手中，日本位於亞洲，比歐洲列強容易下手，因此日本應該積極爭取台灣。
最初李仙得對副島甚至樂觀的指出，由於臺灣防衛力量薄弱，估計只需出兵兩千便可輕易佔領台灣。日本外務省遂在當年11月以「台灣番地事務局」准2等官….特聘李仙得為征台的外交軍事顧問，這地位僅次於指揮官西鄉從道。李仙得並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雙方甚至約定事成之後由李仙得出任台灣總督。
除李先得之外，日本還透過李先得招募許多美國現役與退役軍官，作為日軍侵台的軍事先鋒與間諜；如美國海軍少校沙勒（D.Cassel）就奉命帶領先頭部隊到中國從事外交宣傳－也順道通知與監視清政府對於日本的征台行動的反應、美國陸軍中尉瓦生（James R.Wanson）擔任日軍的工兵指揮….…，這些人也同時帶領與訓練大批日軍間諜到中國沿海各省和台灣做詳細調查，20年後的甲午戰爭，許多主要參戰的日本軍人如－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當時由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先鋒。
……也因此在出兵前夕－1874年4月10日，日本天皇還特別召見李仙得、克沙勒（Douglas Cassel）、布朗（Brown)…等人，分別賜予絲綢，日本天皇還另外特賜李仙得一柄日本軍刀，並且在4月13日將他的職位提升到與日本特派全權公使同等，目的除了是感謝李仙得對日本的貢獻之外，最重要的是以這些榮耀來讓李仙得竭盡所能的為日本奪取台灣來賣命。
李仙得之所以這樣做，有人說他是不滿清政府的腐敗，再加上美國政府不重視他所提出有關經略台灣的相關建議，因此他轉向投靠日本。但實際卻脫不開美國政府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都與美國當時的亞洲政策有關－早在1853年准將培里（Commodore Perry）到日本叩關之後（即黑船事件），美國就一直極力協助日本邁向現代化，美國人打的算盤是－幫助日本現代化並藉機操控日本，之後可以由日本在亞洲從事「代理人戰爭」，幫助美國占領朝鮮和台灣….，這樣美國不但可以避免直接與英、法等列強國在亞洲對抗，同時還可以藉日本來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如此東亞便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美國不但可以混水摸魚、甚至可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當然近年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顯示，日本並不單純的是因為受到李仙得的誘導才發動所謂的「征台」之役，因為這些都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的脫罪論誘導所致，隱瞞了日本主動侵台，甚至兩者（日本、美國－美國包含了：美國政府、李仙得和駐日公使德朗）只不過是狼狽為奸，相互利用而已，也就是李仙得的確在對於日本發動侵台戰爭佔有關鍵地位，因為這其中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陰謀，而明治維新之後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所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與興起，恐怕才是主要因素，而李仙得的個人野心只是構成因素之ㄧ，絕對不是全部。
http://tw.myblog.yahoo.com/chia510426/article?mid=3865&prev=-1&next=3859
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或譯李讓禮、李善得，1830年－1899年），為法裔美國人，曾參加美國南北戰爭之北軍，以陸軍少將退伍。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1]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美國商船羅妹號（the Rover，又譯羅發號）由汕頭赴牛莊之際，在臺灣東部外海紅頭嶼（今蘭嶼）觸礁沉沒，其船長懷特夫婦及生還者在潭仔灣登陸，卻被琅𤩝[2]（清季鳳山縣下林邊以南，今恒春 地區）龜仔角社土番殺害，引發美國與清政府交涉；六月美國軍鑒兩艘抵達現場直接攻擊卻失利受挫。“羅發號事件”。李仙得不滿當局延宕拖延，同年八月再度來台察看，但因為琅𤩝位在屬於“生番”地界的土牛線外，臺灣官員不願介入，李仙得與官方的交涉無任何成果，於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10月10日自行進入琅𤩝與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談判，協定原住民不再傷害漂流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也因為這番經歷，並能說臺灣話，李仙得遂被視為“臺灣番界”通。
李仙得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辭去廈門領事之職，搭船返美途中過境日本橫濱，在美國公使介紹下，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面。
當時日本有海外擴張企圖，又因為明治維新後大量士族（舊武士）失業造成巨大社會問題，更積極謀求以對外戰爭轉移內政問題。適有琉球國宮古島漂民五十四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於琅𤩝遭原住民殺害，日本打算以保護“國民”（當時琉球同時向清朝和日本朝貢）、質問生番為藉口出兵臺灣。
李仙得以處理羅妹號的經驗指出，中國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番地無主論”作為出兵臺灣的大義。李仙得提供臺灣的地圖與照片，並說只需兩千兵力便可輕易佔領臺灣。副島聞言大感興奮，外務省遂在當年十一月以准二等官聘任李仙得為顧問。李仙得並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政府成立臺灣蕃地事務局，任命西鄉從道為事務局都督，率兵三千六百攻打臺灣琅𤩝地區以牡丹社為主的原住民部落，稱為“臺灣出兵”（中方稱牡丹社事件）。
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為日本擬定外交策略以蒙蔽國際視聽，並幫日本雇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其目的在於日本佔領臺灣後，美國人可獨佔貿易利益，甚至擁有實際的殖民權。
中國方面得知李仙得在此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欲做釜底抽薪之計。李鴻章上總理衙門“論日本圖攻臺灣”一函中便指出，日本依賴美國人，促美撤回人員船隻，即能迫使日本罷兵。於是清廷向美國提出抗議。九月十二日，李仙得前往廈門與清廷談判時，遭到美國水兵逮捕。同年十一月日軍撤離臺灣，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帶兵為由予以釋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B%99%E5%BE%97
Early life
Le Gendre was born in Oullins, France, and educated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Reims, but he eventually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1] At the age of 24, he married Clara Victoria Mulock, daughter of a well-known New York lawyer, in Brussels. Soon after their marriage, Le Gendr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Civil War military career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1, Le Gendre helped recruit the 51st New York Volunteer Infantry Regiment, and was commissioned a major of that regiment on October 29, 1861. Le Gendre participated in combat in North Carolina, and was present at the capture of Roanoke Island in 1862. However, he was badly wounded at the Battle of New Bern, North Carolina on March 14, 1862, where he was cited for his courage.
Despite his injuries, Le Gendre continued with the Army and was promoted to lieutenant colonel on September 20, 1862. In 1863, he was attached to the 9th Army Corps, with which he fought in numerous campaigns. He was promoted to colonel on March 14, 1863 and assumed command of the 51st Regiment under the 9th Corp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iege and capture of Vicksburg. At the Battle of the Wilderness in Virginia on May 6, 1864, while serving under General Ulysses S. Grant, Le Gendre was again severely injured, this time shot in the face with the bullet taking off his left eye and nose. Although still hospitalized in Annapolis, Maryland, he helped organize the city's defenses against the last Confederate raid on the city. He was later transferred to New York, where he helped recruit for the 9th Army Corps. He was honorably discharged on October 4, 1864 and was further given the brevet rank of brigadier general on March 13, 1865.
Diplomatic career in China
On July 13, 1866, Le Gendre was appointed to be American consul at Amoy, China. He left New York for Liverpool in July 1866 and traveled overland through Europe and Asia, eventually arriving in Amoy in December 1866. As consul, Le Gendre was in control of five of the Treaty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moy, Keelung, Taiwanfu, Tamsui, and Takao. He worked to suppress the illegal trade in indentured Chinese laborers.
Following the wreck of an American ship Rover and the Rover incident in Taiwan on March 12, 1867 and the subsequent killing of the surviving crew by Taiwanese aborigines, Le Gendre traveled to Fuzhou, to persuade the governor generals of Fuji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aiwan to resolve the issue. Instead of taking action,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Fujian gave Le Gendre permission to go to Taiwan himself, and wrote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asking that the prefect of Taiwan cooperate. Le Gendre commissioned the United States steamer Ashuelot in order to visit the scene of the wreck and to (unsuccessfully) try to get officials in Taiwan to act. After a subsequent failed punitive expedition carried out by Rear Admiral Henry H. Bell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Le Gendre again returned to Taiwan — this time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his superiors,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Upon return to south China, Le Gendre managed to persuade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Fuzhou to send a military force to southern Taiwan. The forc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e 400 to 500 soldiers Le Gendre recommended, was dispatched on July 25, 1867. Le Gendre had requested a gunboat from Admiral Bell, which was denied, but eventually managed to commission a private warship, the Volunteer. He embarked for Taiwan on September 4, 1867, telling his superiors that he was going purely as a spectator.
Le Gendre quickly assumed de facto command of the mission, which entailed a long and difficult march deep into the mountainous interior of southern Taiwan. Le Gendre negotiated a treaty guaranteeing the safety of shipwreck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sailors with the chief of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 the area.
On September 6, 1871 a Ryukyuan ship wa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Taiwan and its surviving crew murdered in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Rover. On February 29, 1872, Le Gendre left for Taiwan to attempt to have his treaty extended to cover Japanese sailors as well. The mission was unsuccessful, and Le Gendre also had a falling ou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 to Beijing.
Career in Japan and Korea
Charles Le Gendre's grave in Seoul, Korea
In December 1872, while traveling from Amo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Le Gendre stopped off in Japan and was hired by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oejima Taneomi as an advisor in both foreign affair and military affairs, becoming the first foreigner employed in a Japanese government post.[1]
Le Gendre participated in the December 1872 diplomatic mission by Soejima to Beijing. After meeting with only partial success in negotiations, Le Gendre helped organize Japan's Taiwan Expedition of 1874, which he intended to personally accompany.[2][3] However, Le Gendre was unexpectedly imprisoned for a brief time at Shanghai on the or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General for deserting the service, and thus never actually made it to Taiwan. In 1875,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warded him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Gold and Silver Star, which represents the second highest of eight cla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award. This represented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Order had been conferred on a non-Japanese recipient.[1] Le Gendre retired later that same year.
Le Gendre remained in Japan until 1890, working in a private capacity as an advisor to Ōkuma Shigenobu. In March 1890 he left Japan to become an adviser to King Gojong of Korea. He remained in the Korean court until his death of apoplexy in Seoul on September 1, 1899.[4] He was buried in the Yanghwajin Foreigners' Cemetery in Seoul.[5]
Le Gendre was author of 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 (1878).
A large portion of his private papers are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amily in Japan
Having divorced his American wife, in Japan Le Gendre married Ito Ikeda. Ito Ikeda was the illegitimate daughter of Matsudaira Yoshinaga, a Daimyo (大名)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Wise Lords of the bakumatsu". They had a son and two daughters. Their son later became a famous Kabuki (歌舞伎) actor, Ichimura Uzaemon XV.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Le_Ge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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