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關系的初步考察

匈人的龍紋金牌

文藝史地科技類（1998年）

【文獻號】2358
【原文出處】歷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199704
【原刊頁號】18∼35
【分類號】K21
【分類名】先秦、秦漢史
【复印期號】199801
【標題】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關系的初步考察
【作者】陳立柱
【作者簡介】１９６３年生，安徽省宿州師範專科學校歷史系講師


【正文】

夏文化就是夏朝夏族創建的文化。關于夏族活動的中心地區，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是豫西晉南地區〔1〕，時間大体是公元前２１─前１７世紀。夏文化的特點，先秦著作每有涉及，秦漢著述時有引述，但都零散不全。考古方面，豫西晉南地區于夏代積年內的文化以二里頭遺址文化為代表〔2〕。經過多年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3〕。

了解夏文化，弄清它和先商文化的區別是必要的。李伯謙先生對此有詳細的研究。這里引述一些可以体現其基本區別的陶器方面的情況，以資參考：


夏文化比較穩定的陶器組合是長腹罐、圓腹罐、大口尊、三足盤、刻槽盆、小口瓮等﹔先商文化中比較穩定的陶器組合是鬲、ｙ□ｎ＠□、長腹罐、瓮、盆和豆等。有人形象地將夏文化稱之為“罐文化”，將先商文化稱之為“鬲文化”。器形上，夏文化陶器從早到晚平底器漸少，圜底器、凹圜底器逐漸增多﹔而先商文化中，自始至終都以平底為特色。夏文化一般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少于夾砂陶﹔先商文化恰恰相反。夏文化陶器以灰色、器表以有紋飾占絕大多數，其中主要是繩紋素面陶較多﹔先商文化中有較多的褐色陶，繩紋雖也為大多數，但比例低于夏文化陶器，素面陶則大大高于夏文化〔4〕。

其他差別還有，但以此為大。本文即以此為參照，初步探討夏文化向北方的傳播及其与匈奴人的關系。


一、夏文化向北方傳播

夏朝滅亡后，夏族人四處奔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以為是向北遷移了。文獻与考古方面都有丰富的材料証明。

（一）先是夏桀自伊、洛遷至晉南。《竹書紀年》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5〕有學者直說斟尋即二里頭遺址〔6〕。二里頭遺址規模宏大，夯土建築，具備作為都邑的條件。再由“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7〕看，說桀都斟尋（二里頭）是可信的。夏桀因為荒政無道而遭到東方大邑商的討伐。《詩﹒商頌》說，“韋顧既伐”，即是商先進攻夏与國。韋与顧遭伐，東方屏障解除，夏桀遂“徙都安邑”〔8〕。商人繼續追擊，“盪伐桀，升自＠□，戰于鳴條之野”〔9〕。戰于鳴條事，各書所說略同，惟鳴條所在地，學者間頗有异論。《帝王世紀》謂安邑“西有鳴條陌，盪伐桀戰昆吾亭”〔10〕。此地今仍名鳴條崗〔11〕。由“升自＠□”〔12〕及《史記﹒殷本紀》“桀敗于有絨之墟”〔13〕看，鳴條在安邑西是不錯的。

夏桀敗之，古書多謂奔于南巢。南巢何在？《史記﹒夏本紀》之《正義》云：“廬州巢縣是也。”學者至今多以為是〔14〕。周秦至漢魏文獻所記“巢父”、“巢亭”、“巢門”、“巢國”、“南巢”之名很多。南巢在廬州說大概是根据《左傳》文公十二年、定公二年所記吳、楚間小國“巢國”之名，附會而成。實際上春秋時，河南還有一個巢地〔15〕。桀敗績鳴條，是在商人一路追擊包圍下戰敗的，南逃巢縣的可能性顯然不大。《太平寰宇記》卷四三晉州襄陵縣條有：“巢水源出縣東南，巢山在縣北１５里”。以事理及地理推之，此巢山、巢水与夏桀敗逃處應更相近。夏、商王朝中心經常遷移，周代殷又封古帝王苗裔于各地，遷封諸侯事也時有發生，古地名因此屢變，造成异地而同名的很多。兩漢經生多据春秋戰國的傳聞及地名，注疏古書古事，反不如魏晉隋唐各地方志書，根据當地故老相傳而記下的可信。夏人事跡多在山西特別能說明這一點。

（二）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稱。如《史記﹒晉世家》之《索隱》引《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宋衷注：“鄂在今大夏。”《左傳》昭公元年有“遷實沈于大夏”。杜注在今晉陽縣，服虔說在汾澮之間。春秋時齊桓公“西伐大夏”〔16〕，學者多指在山西西北部。秦刻石記功碑也有“北過大夏”語。据劉起＠□考証，古書所記僅晉西南就有大夏、夏墟之名７處之多〔17〕。由此可見，以夏相稱的地名遍于晉境各地。徐中舒說，“地以大小為名，原有對稱之意，故地稱小，新遷稱大”，如大月氏小月氏、大梁小梁、大東小東等〔18〕。大夏應即是從夏人原居地遷出的一部分。

（三）《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隱》引《括地譜》云：“夏桀無道，盪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又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這里直說夏桀之子率眾北徙。

（四）与夏人一同北遷的還有昆吾。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吳）氏、禹氏，楚則曰昆吾、昆侖。《國語﹒鄭語》云：“昆吾為夏伯”。徐中舒說：“他們原是古代兩個聯盟部族”〔19〕。《左傳》語：“昆吾夏桀同日亡。”〔20〕《詩，商頌》也說，“丰顧既代，昆吾夏桀”。他們是同宗伯國，因此會協同作戰。《說文》云：“壺，昆吾圓形器也。”夏亡以后，圜形器多出土于山西、陝北、內蒙中南部地區，正是他們向北遷徙的明証。

（五）卜辭反映的情況。有商一代，直接說到夏的文獻沒有留下來。卜辭見到的是＠□方、土方、羌方、鬼方等，許多時候他們是商的敵國。《詩﹒商頌》說，“禹敷下土方”。土方的地望，鄒衡以為在山西石樓縣〔21〕﹔李伯謙說“當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22〕。兩說近。胡厚宣還考証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處的地方〔23〕。說明到了公元前１５、１４世紀，夏在北方還是一個強大的方國，与商人經常處于對抗之中。正因為此，卜辭常有征土方、＠□方（＠□方、鬼方，董作賓以為系同音假借字〔24〕）的內容。武丁以后他們被打敗，從此少見于卜辭。

以上是文字資料的反映，考古文物方面也提供了不少証据。

山西地面，相當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分布比較普遍，“文化分布範圍往往都在二里頭文化的區域範圍內”〔25〕。晉南地區以東下馮晚期為代表〔26〕，晉中地區有太原光社〔27〕、汾陽峪道河〔28〕、忻州游邀〔29〕等文化遺存。

東下馮類型与偃師二里頭文化的淵源最深，這是大家公認的。“東下馮遺址文化層……（晚期）一般在年代上比河南二里頭相同類型稍偏晚”〔30〕。顯然東下馮類型晚期直屬于夏末或夏亡以后。

晉中地區，“從目前發表的晉中地區（包括呂梁山區）的資料看，相當于夏商階段遺存其主体成份應屬于二里頭文化”〔31〕。鄒衡把它分為四類，其中第二、三兩類時代相當于夏至商代早期〔32〕。從文化面貌上看，以二里頭文化成分為主，如單把鼎、簡流爵相似于二里頭類型同類器，平口蛋形瓮、鼎、碗形豆見于東下馮類型的地區。紋飾以繩紋為主，至于圓腹罐等更是二里頭文化的標志器。游邀遺址晚期的許多特征，据發掘報告說，“与其說与龍山文化有所差別，莫如說与更晚的商代接近”。其實這种急速的變化，正是由于先進的夏文化向北傳播造成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到夏后期兩者日益接近，到商代夏而起后兩者在考古學上已很難區分了〔33〕。孔子說過夏、商、周相因相革的話，《禮記﹒禮器》也說“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青或素，夏造殷設，周坐尸”。說明他們也覺察到這一點。另外，在太原狄村、東太堡等地出土的陶器鼎、爵、盆、豆等与二里頭同類器也相似〔34〕。

夏文化對于北方的滲透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也越來越向北推進。如位于內蒙古中東南部的朱幵溝遺址第五段（早商），其中大型房址四周均有墊土牆基，居住面用黃粘土舖地，其下舖有燒烤過的細砂。据發掘報告，造型与建築方式“与二里頭九區的相似”。

不光如此，第五段文化特征的許多方面表明，二里頭文化已深入到這里。如自第三段幵始出現的圓腹罐，到第五段時，“這种罐無論在遺址還是墓葬中，均占有顯著的位置”。發展序列极明顯，口沿由侈口矮領→直口高領→敘直口矮領，腹部由微鼓→鼓腹→圓鼓，底部由平底→圜底或圜底內凹。陶器大多數為灰陶，呈灰褐色，繩紋猛增到８０％以上。發掘報告還說，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間有明顯的變化。這同游邀遺址的情況相仿，是由夏文化的深入造成的。

屬于第五段的四座出土青銅器的墓葬，特別能說明這一點。四墓共出土銅戈四件，短劍、銅刀、銅鍪、銅耳環各一件，銅圓牌四件，帶紐圓腹罐二件，陶簋、陶豆、石刀、石斧各一件和石串珠等〔35〕。顯然這四座墓与其他墓葬頗有不同。沒有花邊鬲，而這一直是朱幵溝遺址墓葬中最多的器物。也沒有蛇紋鬲，所有的都与二里頭的相似。銅器水平与前期相比，提高過多，看不出連續關系。相反与二里頭、尸鄉溝出土的環首刀〔36〕、虎頭紋〔37〕銅戈、短劍等淵源极明顯。結合房址特征及整個陶器變化情況看，說二里頭文化的主人已到了這里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北方，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朱幵溝一地。在陝西北部出土的玉石、陶器〔38〕，內蒙古喀喇沁旗發現的石磬〔39〕，以及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等〔40〕，都有明顯的二里頭文化特征。內蒙古中、東南部地區可能是夏文化向北推進較集中的一個地區。

夏文化向北推進，与前文提及的与商殷的戰爭可能有關系。卜辭有“貞＠□大邑于唐上”（《金》６１１），“乙卯卜，爭，貞王作邑帝若，我從之唐”（《乙》５７０）。就是說戰爭胜利后，在唐地築城以監視鎮壓各部族。

北方地區在受到夏文化影響之前已有自己的文化創建，但是青銅制器水平不高，夏文化推進到這里与之融合，創造了獨具特點的新文化，這就是“中國北方青銅文化”。有人稱之為“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夏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響是很明顯的，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發展，推動形成了中國北方青銅文化。朱幵溝墓葬的青銅刀、戈、鼎等与圓腹罐、豆、簋伴出是最好的說明。

朱幵溝文化到第五段后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出戰爭毀滅的印痕，也看不出自然摧殘的跡象。看來衹能用繼續遷徒來解釋朱幵溝最新文化創造者的歸宿問題。殷墟卜辭也透露有這方面的信息。“己酉卜，＠□貞，鬼方易，亡囚（禍）？五月”。（《乙》６６８４）丁山、于省吾釋“易”為“ｙ□ｎｇ＠□”，“鬼方易”即鬼方遠ｙ□ｎｇ＠□之意〔41〕。

武丁以后他們不見于卜辭，也說明他們可能移徙了。他們去了哪里呢？

我們知道，在這前后北方地區有一部分人向西遷徙了，后來被稱為大夏、月氏〔42〕，還有一部分人去了夏家店文化區〔43〕，或者留居于河西一帶〔44〕。其中一部分我以為去了遙遠的西北方。下面一節是對這一歷史變遷的初步考察。


二、夏文化与卡拉蘇克文化的關系

卡拉蘇克文化是公元前１４世紀前后幵始出現于南西伯利亞葉尼基河沿岸的一种青銅文化。關于這一文化的淵源，學者們的意見分歧很大。本世紀４０─５０年代，蘇聯一些學者如吉謝列夫認為，“卡拉蘇克文化中，有東南方向中國北部居民帶到葉尼塞河沿岸的器物”〔45〕。但后來，吉氏轉向于肯定塞伊馬青銅文化對卡拉蘇克的影響。但是塞伊馬青銅文化沒有陶器伴出，單用青銅器來推斷絕對年代不能令人信服。一些蘇聯學者就把塞伊馬文化的年代斷在公元前１１─前８世紀，即不早于卡拉蘇克文化。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卡拉蘇克文化的發源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西南、接近于帕米爾和額爾齊斯河上游地區，認為卡拉蘇克文化創造者的祖先由此滲入蒙古、圖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當地居民融合，形成卡拉蘇克文化和魯加夫卡文化。卡拉蘇克文化的個別器物向南傳入中國殷（遲至周）文化中〔46〕。此一說法明顯不實之處太多，僅是指出中國北方青銅文化在商代早期即已初具規模就足以令其結舌了。

從卡拉蘇克文化与其前期安德羅諾沃文化比較及多數學者的意見看，卡拉蘇克文化是受外來影響而形成的一种青銅文化是沒有問題的。現在問題是它到底淵源于何處？

我覺得首先分析卡拉蘇克文化的標准器物，然后進行綜合考察不失為弄清其來龍去脈的一條路子。

卡拉蘇克文化的標准器物，陶器方面以圜底形器為代表，占絕大多數。這是和前期安德羅諾沃文化平底形器大不相同的。圜底器中又以頸部陡直而高度适中的球形或“蕪菁形”陶罐為最常見（占８３％）。紋飾有亂划紋、杉針紋、几何紋、三角形花邊和素面的。青銅器中弧背彎刀最典型。吉謝列夫把它分為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几种。不過這几种刀在曲柄、彎尖、有段和有格等主要方面非常相似，說明它們的淵源是一致的。有學者分析后期以析背刀最典型，是前期發展的形式。兵器方面有短劍和戈。短劍身与柄之間有凸齒，齒下有凹槽。銅戈有銎管，近圓錐形，援部扁平。戈有的呈三角形，有的較方正僅在末端變尖。

工具方面以銅錛為典型，都是有銎錛。這几樣以后期出土的為多。另外還有一种用途不明的弓形器，蘇俄有人叫它“牛軛模型”，主要出土于卡拉蘇克文化后期遺址（或叫它“石峽期”）和塔加爾早期遺址中。

以上是卡拉蘇克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很顯然能給這一文化以深刻影響的文化族体至少要具備這樣三個條件：一是它的發展水平相當高，因為卡拉蘇克文化的青銅制器水平不低于中國北方的青銅文化，某些方面還超過黑海沿岸晚期青銅鑄器水平﹔二是陶器系列上必須是使用圜底形罐器為主﹔三是時間上必須是在公元前１４世紀以前已經達到這一水准。

放眼望去，整個歐亞內大陸的廣大地區，公元前１４世紀以前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的文化族体，我以為除了推進到中國北部的夏文化再無第二個。也就是說，是夏遺民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商人的壓迫或其他原因，不遠萬里向北遷徙，最后到達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里留下了他們民族文化的標志物：圜底形罐和青銅器。當時的戈壁沙漠比現在小得多，也窄得多，穿越過去不是什么太困難的事〔47〕。气候的轉變也是有利因素，從夏代后期幵始气溫變暖，商代大部分時間里气溫暖濕〔48〕。這就容易促使原處暖溫帶的人群向北移徙。

那么卡拉蘇克文化的標准器物能否在夏文化中找到它的淵源流變的情況呢？

卡拉蘇克文化的圜底形罐大多數呈球形，夾砂，灰褐色，往往有三角形花邊。在朱幵溝文化中這种罐是在第四段（夏末）幵始出現的，到第五段（早商）大有增加。這种花邊罐在偃師二里頭出現不少，東下馮類型中已經很多。陶罐的形狀，二里頭類型是圓腹、長腹占多數，到朱幵溝文化晚期已是“器腹圓鼓，近球狀”。這和卡拉蘇克文化的球形罐相差無几，演變序列分明。

銅錛的使用，我國可以追溯到偃師二里頭，錛為實心，到商代早期（二里崗）出現了銎管。這种有銎錛在我國廣大地區甚為流行。卡拉蘇克文化的銅錛形狀和我國殷周期北方出土的銅錛標本完全一樣〔49〕。

關于劍和戈。從形制上說，早期的銅劍和銅戈是從玉戈演變來的。我國北方出土的戈和劍，有人認為是受商代的影響，實際上商代的戈与劍都是繼承了夏代的傳統。有學者指出，夏民族本是“柄戈尚武”的民族，商代凡有“戈”之圖徽的族体都是夏后氏苗裔〔50〕。《潛夫論﹒五德志》直說，“戈”為“禹后”。戈的發明者大概是夏人。《越絕書》卷一一說，夏人“以銅為兵”。這個“兵”大概即是戈。二里頭三期發現有銅戈〔51〕，其中一件直援曲內無闌，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處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溝，安柄一段有一單面孔似的圓穿，穿以后鑄有凸起的云紋，紋間有凹槽。這件曲內銅戈制造精致，偃師商城的戈、劍是它的發展形式〔52〕。朱幵溝出土的銅戈与偃師商城的銅戈一樣，銅短劍環首，有格，柄部也有紋飾加工。我以為也是二里頭三期銅戈的改造形式。卡拉蘇克的戈和劍和我國商周時期北方的標本大致相當，基本方面沒有什么差別〔53〕。

弧背彎刀，根据目前的考古發現，這种刀的最初形式是環首刀。環首刀在偃師二里頭Ⅲ區２號墓曾出土一件〔54〕，也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環首刀，背部有凸棱，柄部飾有斜線紋和凹槽。這件銅刀被學者們認為最具北方文化的特色。實則北方地區青銅文化的發展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推進造成的。朱幵溝遺址出土的青銅刀是目前我國北方地區出土最早的青銅刀，照報告圖形所示：曲柄、凹背、環首，其承續二里頭刀的印跡很明顯，邊和卡拉蘇克的銅刀极相似。年代上宋幵溝文化与卡拉蘇克文化相首尾。

關于弓形器。上引烏恩、林＠□文都有深入的研究。弓形器以殷墟出土的為早，也很精致，北方地區的弓形器保持了較原始的形式。卡拉蘇克的弓形器都出土于后期，林＠□指出它是受中國影響的結果。

此外，吉謝列夫書中提到的白玉環、典型中原式的帶菱形鋌的矛，“商式”銅箭、三足陶器及戰斧等，都是中國上古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關于卡拉蘇克文化創造者的种屬問題，吉謝列夫曾毫不怀疑地把它看成是中國北部居民遷入的結果。前蘇聯有人認為卡拉蘇克文化的居民屬于帕米爾─費爾干納人种而非大陸蒙古人种。〔55〕。這一觀點的論証我沒有看到，但說是新觀點則未必盡然。著名人類學家捷別茨早年也曾認為卡拉蘇克人屬帕米爾類型，但經過多年研究，捷別茨最后放棄了這一看法。

他說，“高臉、圓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或甚至于扁平的鼻子占相當大的比例，這种特征在歐羅巴人种是看不到的，它們表明這一類型可能起源于蒙古人种，……卡拉蘇克人臉型略近中頜面，額部中等傾斜，這表明它們接近于遠東人种的華北類型”。同時捷別茨還在專門的注釋中承認自己過去錯認為卡拉蘇克人頭骨同帕米爾類型相似，后者具有蒙古人种外貌是“晚得多的混血結果”〔56〕。

我認為捷別茨的意見是可取的。關于新石器時代以及早期銅器時代生活于黃河中游地區的華夏集團的人种學特征，韓康信、潘其風研究的結果是：“中顱型、高顱、中等面寬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眼眶，較寬的鼻型，比較扁平的面和上齒槽突額，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勢”〔57〕。兩者間基本方面的相似是明顯的，說明卡拉蘇克人和華夏集團的密切關系超出它与其他人种的密切程度。

卡拉蘇克文化遺址分布的特點也是有利于說明我們的意見的。在阿凡納謝沃和安德羅諾沃時期，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歐亞大陸草原文化的東部地區。在卡拉蘇克時期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卡拉蘇克的器物衹有几件作為一种偶然遠离故土的東西出現于西部，然而在東部、東南部的貝加爾湖沿岸、蒙古和中國長城地區，都有大量卡拉蘇克典型形制的器物出土。

關于卡拉蘇克文化的器物紋飾与雕像，學者們已做了很多的研究。這里衹想指明以下几點：

１．卡拉蘇克文化的野獸紋的動物母題以羊和鹿為最突出，這和我國北方青銅文化的特點是一致的。

２．象征性手法的運用，這特別表現在卡拉蘇克石碑刻像上。刻像上的許多臉型很像中國的綿羊及牛饕餮，特別是一些細節的刻畫正是中國象征性手法的運用。

３．卡拉蘇克藝朮和中國北方青銅藝朮的相似性不是個別的表現，而是几乎所有的雕刻紋飾都具有的特點。藝朮特征的這种相似性使我們有理由把它們聯系起來看。

卡拉蘇克居民是定居生活的農人，或至少是經營流動農業的居民，這由陶片遍布各地、墓葬集中埋在一起以及出土不少銅鐮、碾、錛、銅刀等生產工具可以体現出來。另一方面，“當時最盛行的風俗是以綿羊肉隨葬”，說養羊業在卡拉蘇克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華夏集團農業生活是人所共知的。華夏集團祖先之一的炎帝，姜姓，姜者羌也，西方牧羊人。

古籍中多處說到“禹出于西羌”。有學者直說，“羌与夏同族”〔58〕，夏王朝即是“以羌族為主建立”的〔59〕。這些情況表明，華夏人的經濟生活与卡拉蘇克人是一致的。

以上情況的某些方面，近年來國內外已有人注意到了。如洛杉磯夏文化國際研討會上，美國學人胡博就指出，二里頭文化与內蒙古北方類型以及卡拉蘇克文化有某种關系〔60〕。衹是沒有人做綜合性研究。國內學者有把殷人或早期年代不甚清楚的丁零人与之相聯系〔61〕，今天看來不僅文化特征相差太多，年代學上也說不過去。這些情況与中國北部考古工作的進展也是相關的。如今兩地之間的整体關系雖還不能說得很确切，但清晰的線索已經能夠看得出來了。以上所述卡拉蘇克文化在所有重要方面，我們都能看到它与受夏文化影響的中國北方文化的聯系，而時間上的首尾相接正說明前者是在后者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三、匈奴与夏族有關系的史料証明

匈奴和夏族有什么關系？漢代大學者司馬遷說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但是近代學者研究的結果表明，匈奴和漢人的先祖夏人彼此語言不同，种族有別，民俗不一，不可能是同一族類。目前一些大家的意見也多集中在匈奴是突厥族抑或蒙古族上〔62〕。匈奴為夏后苗裔，如呂思勉〔63〕和徐中舒〔64〕堅持的，因為証据不足，附和者漸少。

我的意見是，從族屬上說，匈奴和６世紀的突厥諸部族關系最近。此問題容另文探討。檢討周秦漢晉史籍有關匈奴的材料，我覺得司馬遷的話雖然不能說正确，但還是給我們透露了一些信息，即夏人与匈奴人有某种關系。下面的材料可以說明這一點。

龍自古以來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關于龍的傳說流傳甚廣，其中涉及夏人的尤多。《禮記﹒明堂位》載，“夏后氏以龍勺”，“夏后氏之龍＠□□”。二里頭夏文化有龍紋飾出土，晉南陶寺文化遺址發現有彩繪蟠龍陶盤〔65〕，這地方正是“夏墟”所在。由此，聞一多說“夏為龍族”〔66〕是不錯的﹔今日也基本上形成共識。

匈奴也有龍祠。《漢書﹒匈奴傳》有匈奴“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漢書﹒南匈奴傳》說，“匈奴歲有三龍祠”。据丁謙考証，“單于庭南有泊，曰台魯爾和赫，相傳為龍所潛”〔67〕。《淮南子﹒要略訓》許注云：鬼神之事北胡謂“請龍”。馬長壽也言：“龍城以西有＠□□林水（塔米爾河），其地‘陰壘千尺，松石騫疊，俯視龍渦，環繞四野’，匈奴于此建立龍祠。”〔68〕諾顏山匈奴墓有數幅龍畫像出土，風格与中原漢地不同〔69〕。《晉書﹒載記》有劉豹“祈子于龍門”，求龍神賜子事。綜合上述，匈奴有如同夏人一樣的祭龍風俗無可怀疑。

《漢書﹒匈奴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這一風俗上古華夏族也風行。上文引夏桀之子妻其后母即一例。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此种遺風尤存。《左傳》桓公十六年載：“初，衛宣公＠□□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后“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于宣姜。不可，強之”〔70〕。与匈奴如出一轍。顧頡剛《由“＠□□”、“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一文〔71〕，敘述了匈
奴与中原地區此一風俗的同一性。此其二。

《史記﹒匈奴列傳》載：“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蒙古發現的匈奴木槨墓壁上（靠頭部）釘著飾有日月的金片，且不止一處〔72〕。顯然，匈奴人有祭拜日月的習俗。

祭祀日月在中國起源甚早，學者以為原始社會后期已經有了，到夏商時，拜祭日月已成大事〔73〕。《國語﹒周語》說，“古之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舊注：明神，日月也。）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禮記﹒玉藻》：“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祭義》也說：“祭日于東，祭月于西。”証之《帝王世紀》記夏桀語“日亡吾乃亡也”〔74〕，《尚書﹒盪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以及夏亡之時
“日月不時”〔75〕，知中國上古祭祀日月，甚為隆重。

祭拜日月乃天子之事，匈奴單于与中國古帝王完全一樣。此其三。

《史記﹒匈奴列傳》：“五月大會龍城”，又“衛青擊匈奴至龍城，得胡虜七百人。”

《漢書﹒嚴安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龍城是祭祀的地方，故又曰“龍祠”。

不少學者把龍城和單于庭相混，這是不對的。史、漢兩書都明白指出：“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時間、地點与活動內容都有區別。

龍城，顏師古說是“匈奴祭天處”。照《史記》、《漢書》的記載，應該主要是祭祖先的。匈奴乃一游牧民族，祭把地點為何以“城”相呼？一些考証龍城的學者說，“所謂的‘龍城’不過是五月大會舉行儀式的處所，其地并沒有真正的城郭存在”〔76〕。日本江上波夫也說，“龍城非石造、土造之類的不可燃物，恐怕是自然林木或木造之類的可燃性物”〔77〕。然而，漢魏人用字已較准實，不像先秦時要以古音求之。既然叫“城”，沒有根据是不能輕易否定的。蒙古蘇聯考古學家于本世紀６０─７０年代，在蒙古中、西部發現几處沒有任何日常用具的匈奴城址，其中一處稱為“高瓦一道布”，城為方形，夯土建築，几百米長寬，中央有高台，上有大型建築物，有柱礎，土為黑灰質，高台周圍分布許多小建築，各有泥桌一類遺存。其他几處与此大体相同。蒙古考古學家普爾賚認為，“‘高瓦─道布’不是一般的供人們居住的城鎮，而是一座廟宇”，“‘高瓦道布’大概后來遭了火災，建築物全被焚毀，土坯也被燒得變了形”〔78〕。聯系上文“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有祭祀祖先的“龍城”，不容怀疑。

城与郭，傳為鯀禹制作。《吳越春秋》云：“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呂氏春秋﹒君守》有“夏鯀作城”。《博物志》還說，“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城郭始築于夏人的先祖，這在考古學上也有証据。二里頭夏文化遺址完全是一座都邑規模。近几十年的考古發現表明，正是夏代前后中國最早一批城郭出現了。“祀，國之大事也”〔79〕，先民以祭祀事大，故在有守有備的城中建廟。《呂氏春秋﹒慎守》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二里頭夏文化的宗廟基址恰好在遺址的中心地區，正台于“國之中”的所在。匈奴專建一城用以祭祀祖先，而且建築風格頗有二里頭宗廟的遺風，說明匈奴祖先可能有過城居生活，現在仍把他們供在城中，正是對于從前城居生活的紀念。宗廟祭祖以中國為典型，北亞各族盛行的是薩滿巫教，与此大不類。此其四。

《漢書﹒匈奴傳》：“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以墨涂面乃得入穹＠□□拜見單于，說明涂黑為匈奴人所崇尚。同傳又載，單于遣子入侍，賜受“黑節”。此二事說明匈奴有尚黑的習俗。這也是夏族的風尚。《禮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此其五。

《后漢書﹒南匈奴傳》載：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又“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匈奴貴族有“句龍”的名號，其為尊敬的意思甚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据顧頡剛考証，“句龍”即“禹”字的形意引申，句龍的“句”字与“禹”字的一部相似，音也近
〔80〕。田昌五等人說，共工又簡稱共，即鯀，禹即是句龍〔81〕。証之《史記﹒殷本紀》之《集解》引孔安國語，“（盪）欲變置夏社，而后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則句龍即禹無疑。

遠古先人常有取用前人的名字，用以連通先祖，祈其佑護，或借其才智，求其神威以為已用的。摩爾根敘述易洛魁人即有這种情況：“首任首領所承受之名號，此后就成為各個繼任者相沿襲用的名號。”〔82〕匈奴人有句龍、句龍王，或是取自大禹（句龍）也未可知。

此其六。

《漢書﹒匈奴傳》謂單于姓“攣＠□□氏”，《后漢書》作“虛連＠□□氏”。“攣”、“虛連”顯為一詞二譯。又《史記》之《索隱》引小顏語：“匈奴呼天為祁連”。“祈連”、“虛連”、“攣”古音近。又匈奴后人赫連勃勃有言，“徽赫与天連，改姓赫連”〔83〕。“赫連”与“虛連”古音也同。則“攣”、“虛連”、“祁連”、“赫連”音近意同，都是指天。王雪樵還考証，匈奴人呼天為“祁連”本出漢語西北方言“天”的讀音〔84〕。又“＠□□”，匈奴對最高神靈的稱呼，猶如漢語的“帝”，音也同〔85〕。証之單于者“日月所置，天地所生”，“胡者天之驕子也”〔86〕，“單于者天上之天”〔87〕，則“攣＠□□”即“天帝”，單于即天神氏族中最偉大者。實際上匈奴人氏族制度依然存在，所謂“攣＠□□”實即匈奴單于的族姓，這和中原內地的家姓是有區別的。《史記﹒匈奴列傳》言匈奴“有名無諱而無姓字”，說明司馬遷對匈奴氏族制度的了解比班固及以后的人要确實些。

中原王朝，天子代天統治人民，并把它說成是天帝（神）的安排，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單于氏族稱為天神氏族，單于為天的兒子們中的最偉大者，与華夏完全一樣。此其七。

《漢書﹒匈奴傳》載，漢大臣韓昌、張猛与匈奴單于，刑白馬共飲血盟。血盟而誓本中國古禮。《淮南子﹒齊俗訓》有：“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所以各异，其与信一也。”呂思勉以為匈奴“日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圍高帝于平城也，其騎西方盡白，東方盡ｍ□ｎｇ＠□□，北方盡驪，南方盡ｘ□ｎｇ＠□□，此五行干支之說，決不能謂為偶合。夫五行，固出于夏者也”〔88〕。五行、血盟、日上戊己，匈奴与夏人一矣。此其八。

《史記﹒匈奴列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有棺有槨不封不樹本華夏古禮。《易﹒系辭》說：“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禮記﹒檀弓上》記孔子說，“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封即是在墓上堆土，所謂墳也。上古中國同于匈奴。有人以為《史記》所言未必可靠，因為考古發現的有些匈奴墓是有墳堆
的。我以為這并不奇怪。因為凡有墳堆的匈奴墓都是秦漢以后的，并且是貴族大墓。這和春秋以后中原的情況一樣，說明封丘是后來出現的。此其九。

匈奴的考古發現，自貝加爾湖、蒙古到中國北部已有不少。匈奴墓葬出土隨葬品中，陶器以圓腹罐為主，夾砂，黑灰質，紋飾有繩紋、弦紋、波折紋〔89〕。夏文化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其特點是罐在其中占有顯著优勢。因此夏文化又被稱為“罐文化”。物質文化的流傳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部方面發生某些改變是正常的。但是基本類型及質料构成方面的一致性仍能讓人看到演變的軌跡。夏文化与匈奴文化的關系即說明這點。此其十。

《太平御覽》卷一一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越錄》有，“劉曜稱帝，令曰：‘蓋王者之興，必ｄ□＠□□始祖，我皇帝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又《晉書﹒載記》言匈奴后裔赫連勃勃得勢立國，也自以為夏后氏苗裔，所以自稱“大夏王”、大單于，建號“大夏”，改元“龍升”。此二事說明匈奴出于夏后的觀念在匈奴人自己也是很強烈的，直到晉時不衰。此其十一。

另外，匈奴其他一些習俗本于華夏之處，學者們頗有考証〔90〕，此不复述。本文旨在提出問題，僅此為限。匈奴与上古華夏文化習俗的許多一致處，說明兩者的淵源不淺，定有非常之關系。是什么關系呢？這种關系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四、關于匈奴起源的考察討論匈奴起源，首先應弄清以下几個問題。

（一）目前可以确定為匈奴人的文化遺址（主要是墓葬），從外貝加爾、蒙古到中國北部地區，几乎全是秦漢及以后時期的。中國北方挖掘的一些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墓葬遺址，如桃紅巴拉遺址、毛慶溝遺址等，有人說是匈奴人的〔91〕，另一些人反對這种意見，認為它們實際上是春秋戰國時期居于北部的狄人、戎人如義渠、林胡、樓煩等留下的，他們和
匈奴并不相同〔92〕。從地理範圍、文化特征及時間上考慮，后一种意見顯然更可取。吉謝列夫說，“根据外貝加爾的發掘結果判斷，匈奴葬俗形成的時間不早于公元前３世紀下半葉”〔93〕，也能說明這一點。

（二）匈奴人的种族特征，史書沒有明确的記載，《漢書﹒匈奴傳》衹說匈奴人“形容魁健”，魁者大也，也就是說在漢人的印象中，匈奴人要高大些。証之于《漢書﹒金日碑傳》：“日ｄ□＠□□（匈奴休屠王子）身長八尺二寸”﹔《晉書﹒載記》記南單于劉淵一族五男子皆在八尺（約１．８米）以上，則匈奴人身材高大是沒有問題的。《晉書﹒載
記》還說劉氏諸男子“美風儀”、“美姿容”、“美風貌”，《佛圖澄傳》又謂劉曜“長大白皙”。聯系中國古人以面貌白皙為俊美，可知劉淵一族人的膚色白哲是可以相信的。蒙古諾顏山匈奴貴族大墓的發掘者科斯洛夫說墓主人是“雅利安人而非蒙古人种”〔94〕。所謂雅利安人，他曾告訴于右任“男子身軀皆偉大”〔95〕。此說与“形容魁健”相合。在貝加爾湖地區的匈奴人，前蘇聯學者認為他們具有西伯利亞類型与歐羅巴种混合的特征，得出匈奴人為外來的結論〔96〕。西安霍去病墓馬踏匈奴像常有人引証，解釋也多种多樣。但用藝朮造型說明具体的歷史細節很難把握，況且衹此一例。

以上是關于匈奴人种特征較為确定的材料。其他如匈牙利、中亞及中國北方一些墓葬人骨，因年代、种族難以确認，故不引述。從以上看，匈奴人比較突出的特征是“長大白皙”，其他方面与漢人的區別怕是不多了。

（三）《漢書》之《西域傳﹒匈奴傳》載，漢時匈奴人稱居于匈奴地方的漢人為“秦人”。又《史記》之《索隱》引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狄，秦曰匈奴。”《衹氏春秋﹒審為》也說：“狄人、＠□□狁，今曰匈奴。”這些秦漢時期漢、匈雙方面材料都表明，中原漢人与匈奴人相知是從秦代幵始的。關于戰國歷史上的“匈奴”，曹永年非常
有力地論証了他們并非真匈奴，而是指的“三胡”（林胡、義渠、樓煩）。之所以稱他們為匈奴是由于他們后來“皆以為匈奴”，造成司馬遷等人把他們看成縣一脈相承的。這是一种誤解〔97〕。看來，在秦或戰國末年以前，匈奴与中原漢族并無接触。宋新潮也指出，“戰國時期匈奴主要活動區域可能在陰山北麓与‘大漠’之間的高原地帶”〔98〕。這雖是推測，卻比王國維以來僅以對音就認定匈奴原本居于陰山河套一帶甚至更南〔99〕，要慎重得多。

綜合上述，大致是到了秦代或戰國末年，“長大白皙”的匈奴人的勢力幵始延伸到漠南陰山地區，与中原有了接触。那么，匈奴人是從何而來的呢？

根据現有的文獻、考古兩方面材料，我們初步作出如下推斷：在塔加爾早中期之交（公元前５世紀），由于自西而東的長頭顱的歐羅巴人的侵入，居住在葉尼塞河中下游地區的卡拉蘇克人經過激烈的抗爭，最后退了出來，向南經過蒙古西部為中心的地區，再進而向東發展，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廣大地區。這就是被我們稱之為匈奴的這族人。他們在吸收了草
原文化和漢文化的基礎上創造了別具風格的匈奴文化。以下三方面的材料是我們這一推斷的根据。

首先，匈奴自西北方向過來可以确定。

１．《山海經﹒海內南經》說，“匈奴、幵題之國、列人之國，并在西北”。這是直接說匈奴原在西北方。有人以為《海內南經》系晚出，但也不會晚于秦漢時期。此時正是匈奴与內地交往頗繁的時期。足見匈奴強盛之時人們即有這樣的認識。

２．５世紀人崔浩曰：“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龍城多在蒙古中、西部地區，說明匈奴等胡人正來自西方。

３．匈奴崛起于大漠之前，蒙古地區文化有著東部与西部之分。東部是石棺墓為主的文化區，蒙古語諸民族的原始故鄉，包括杭愛山區、肯特和東蒙草原。西部是所謂“鹿石”文化區，包括阿爾泰山系和鄰近圖瓦南部地區，突厥語諸民族起源于這里〔100〕。匈奴文化与突厥諸部族相似以及种族上的一致性，說明匈奴和西部的緊密關系。難怪吉謝列夫要說，“匈奴人固有文化是以前斯基泰──塔加爾時期胡人諸部落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101〕。而在東部蒙古，我們看不到這种相似性。后來北匈奴与漢人斗爭失敗后向西北方向奔逃，也說明那里是他們的老根据地。

４．胡，秦漢時本指匈奴，以后凡來自西北方的高鼻多須种族人皆稱胡，來自西北方的文化物品也以胡稱，如胡瓜、胡床等。呂思勉并考証，胡稱最初即是以方位而言的〔102〕。

５．《太平御覽》卷七九引《三輔故事》婁敬語：匈奴“本處北海之濱”。“北海”的位置，《史記﹒大宛列傳》言：“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蓋乃北海云。”此北海在极西北的地方。楊希枚考証，秦漢之北海蓋指吉爾吉斯草原上的大澤〔103〕。

其次，蒙古西部為中心的阿爾泰地區，公元前５－前３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是由西北方、北方的居民遷入造成的。表現在：

１．种族方面。吉謝列夫指出，“阿爾泰在公元前５─前４世紀便有新居民遷入”〔104〕。魯金科指出，阿爾泰的上層統治者是帶有黃色人种成份的白种類型〔105〕。馬莫諾娃也說，“其歐羅巴人种特征居优勢”，并且說這些蒙古西部的古代居民“同西方和西北方有聯系”〔106〕。這實際上已認可了他們來自葉尼塞河流域了。以上所引蒙古西部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与“長大白皙”的匈奴人是一致的。

２．卡拉蘇克藝朮母題在此地得到發展。當塔加爾早中期之交，卡拉蘇克因素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迅速消失的時候，在蒙古西部的廣大地區則得到保留并獲得發展，這就是被學者們稱之為承續卡拉蘇克文化的“鹿石”文化。這鹿石上都刻有馬、麋鹿、鹿等頭像的典型的卡拉蘇克柄首。屬于公元前５─前３世紀的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木墓地出土的兵器上，卡拉
蘇克的藝朮繼續發展。這里有許多墓葬是匈奴人的。對此地文化頗有研究的諾夫哥羅多娃指出，“鹿石文化和卡拉蘇克文化緊密相接”〔107〕。

３．匈奴墓葬与“蒙古─阿爾泰”墓葬頗相近。考察蘇聯境內阿爾泰墓葬的吉謝列夫說，阿爾泰的巴澤雷克、希伯、別列利、卡坦達類型古冢都屬于“蒙古─阿爾泰類型”，它們和蒙古諾顏山匈奴墓极相近，不僅表現在兩重墓室結构上，而且建築材料的加工、質量以及四壁和頂蓋的裝飾細節（四壁挂毯幔，頂板上蓋以特殊植物）都相近。而這种情況不論
在塞克─馬薩格特世界，還是塔加爾時期，都不存在〔108〕。

由于長頭顱的歐羅巴人自西而東不斷加強，卡拉蘇克人种因素到塔加爾晚期已几乎看不到了。這一切都因塔加爾早期米努辛斯克盆地發生了巨變。家庭墳墓幵始向埋葬更多人的集体葬過渡。并且武器和士兵的數量也顯著地增加了。這說明卡拉蘇克人不是被消滅或同化，而是遷了出來。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文化上的聯系，有利于他們向南遷到蒙古西部為中心的地區，并可能征服了當地部落。因此出現了以上我們指出的各种變化情況。公元前４世紀以后，大漠南北和阿爾泰諸部落的密切關系，超過了它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關系，正是匈奴人由此經過造成的。再次，匈奴人与卡拉蘇克人的關系。

這方面目前還沒有什么研究。主要因為兩者之間有著几個世紀的間隔。公元前７─前３世紀，歐亞內大陸草原地帶人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前５─前４世紀，鐵器廣泛使用，馬匹普遍用于騎乘，過去各區域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生活普遍被打破了。逐水草而居、戰爭為業的游牧生活成為草原民族的共同特點。頻繁的戰爭，使一個個部族在很短時間內興起，又在很短時間內消失。所謂“狄無百年之運”〔109〕，正是這一歷史的恰當概括。通婚、交往、戰爭、統屬，造成各族經濟文化生活大多相同。在這种情況下，祖傳的故事既不得与聞，本族文化承傳就衹會在傳習性极強的一些方面有所表現了，如葬俗。匈奴人和卡拉蘇克人之間即如此：一是墓葬外形，都有由石塊建成的方形院牆﹔二是殉牲中，羊占最大多數，馬牛次之，几乎都是頭和趾類﹔三是葬器中，陶罐一般都有几個（１─３個），用于盛水和羊肉，不是盛骨頭﹔四是匈奴人不用馬匹隨葬。這和阿爾泰的當地居民不一樣，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人相一致。馬背上生活的匈奴人不用馬匹隨葬是很可怪的，說明這可能是很久以來就有的習俗，如同他們過著游牧生活而在城中祭祀祖先一樣。

以上所說与目前人類學研究成果是相一致的。“關于匈奴的起源，一般推測在南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地區，其源出人种和亞洲蒙古人种支系的古代原始形式比較接近”〔110〕。這就是說，匈奴人可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亞某地，但其源出人种則是古老的蒙古人种的一個支系。由于遷徙、交往、融合，這一部分人的体質特征發生了變化，身体漸高，膚色也改變了。

上文我們具体分析了華夏集團、卡拉蘇克人及匈奴人的种族特征，指出匈奴人与中原漢人的不同衹是“長大白皙”了而已，其他方面的變化并不多，黃种人的特征還是主要的。匈奴先祖最初遷到葉尼塞河流域時，同當地稀疏分布的安德羅諾沃人（歐羅巴种）相混居，捷別茨說，“后者很快地就在文化上同他們相融合起來，族的融合也隨之發展”。這是說
歐羅巴种的安德羅諾沃人融進了從中國北部遷去的蒙古人种即匈奴祖先之中，他們因此變得高大白皙起來。仔細地研究匈奴遷徒變化及其种族、文化習俗的特點，還是可以看到他們和夏人之間的极深的淵源關系的。

明了以上各節，現在回過頭來看司馬遷的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余歲，時大時小，別散分离，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111〕，就不能說純是無稽之談了。不過，匈奴和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夏人相比較，已大大改變甚至面目全非了，衹是譜系傳說中還保留一點遠古的記憶。這是几乎所有古代民族的共同特點。


【責任編輯】王和

注釋：

〔1〕近有陳剩勇提出夏文化起于東南良渚文化區的觀點。此說唯論夏王朝的崛起，与本文無大涉。見陳著《中國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2〕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已有很多，較重要的有：《１９５９年河南偃師二里頭試掘簡報》，《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２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５期﹔《１９８１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９８２年秋偃師二里頭遺址九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3〕張光直：《美朮、神話与祭祀》，遼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頁。

〔4〕李伯謙：《夏文化与先商文化關系探討》，《中原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5〕《史記﹒周本紀》之《正義》引。

〔6〕吳汝祚：《夏文化初論》，《中國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嚴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頭文化》，《大陸雜志》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7〕《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又《戰國策﹒魏策》略同。

〔8〕《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卷一六三引。

〔9〕《尚書序》。

〔10〕《續漢書﹒郡國志》注引。

〔11〕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９頁。

〔12〕＠□，《太平寰宇記》卷四六謂即雷首山。

〔13〕有絨，《史記》之《正義》謂在蒲州，《淮南子﹒地形訓》謂在“不周之山北”，皆在今山西境內。

〔14〕南巢在安徽巢縣，至今為多數教科書所采納。

〔15〕《左傳》哀公十一年文及杜預注。

〔16〕《管子﹒封禪》。

〔17〕劉起＠□：《由夏族原居地縱論夏文化始于晉南》，《華夏文明》第一輯。

〔18〕徐中舒：《再論小屯与仰韶》，《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19〕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20〕《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語。

〔21〕前揭鄒衡書，第２８０頁。

〔22〕李伯謙：《從靈石旌介商墓之發現看陝晉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23〕胡厚宣：《甲骨文土方為夏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24〕董作賓：《殷歷譜﹒論＠□方即鬼方》，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25〕王克林﹔《晉國建國前晉地文化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26〕前揭鄒衡書，第１３６頁。

〔27〕《光社遺址調查試掘簡報》，《文物》１９６２年第４期。

〔28〕《山西汾陽縣峪道河遺址調查》，《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１１期。

〔29〕《山西忻州市游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30〕仇士華等：《有關所謂“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的初步報告》，《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

〔31〕田廣金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考古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32〕前揭鄒衡書，第２７２─２７４頁。

〔33〕田繼周：《夏代的民族与民族關系》，《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又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三聯書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７頁。

〔34〕《太原狄村、東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35〕《內蒙古朱幵溝遺址》，《考古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36〕《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４期﹔《１９８０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37〕《偃師商城初步勘探与發掘》，《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38〕《陝西神木石□遺址調查試掘簡報》，《史前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39〕鄭瑞丰：《喀喇沁旗發現夏家店下層文化石磬》，《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40〕《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０頁。

〔41〕丁山：《商周史料考証》，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８頁。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鬼方易”》。

〔42〕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綜考》，《中亞學刊》第三輯。

〔43〕杜金鵬：《試論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二里頭文化因素》，《華夏考古》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44〕張映文等：《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呂智榮：《朱幵溝古文化遺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45〕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第４章“卡拉蘇克時期”（以下凡引此章不另注），有莫潤先等人譯本，新疆民族研究所１９８１年刊印，可參考。

〔46〕參見烏恩《中國北方青銅文化与卡拉蘇克文化的關系》，《中國考古學研究》（二），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47〕吳興勇：《論匈奴人西遷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學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48〕張善余：《全球變化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49〕林＠□：《商文化青銅器与北方地區青銅器關系的再探討》，見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一），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50〕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51〕《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52〕《１９８３年秋季河南偃師商城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０期。

〔53〕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54〕《１９８０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55〕烏恩：《中國北方青銅文化与卡拉蘇克文化的關系》，《中國考古學研究》（二）。

〔56〕轉引自前揭吉謝列夫書，第四章“卡拉蘇克時期”。

〔57〕韓康信等：《古代中國人种成份研究》，《考古學報》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另潘其風研究陶寺墓地人頭骨的結論与之也相近，潘其風：《中國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見前揭蘇秉琦主編書。

〔58〕王慎行：《卜辭所見羌人考》，《中原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59〕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２頁。

〔60〕閆敏：《洛杉磯“廈文化國際研討會”英文本論文譯述》，《人文雜志》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61〕參見林ｇ□ｎ＠□編《突厥与回紇歷史論文選集》（上）有關論文，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62〕參見林ｇ□ｎ＠□編《匈奴史論文選集》有關文章，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版。

〔63〕《呂思勉讀史札記﹒匈奴為夏后苗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64〕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65〕《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66〕《聞一多全集》第一冊，三聯書店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頁。

〔67〕《歷代各族傳記匯編》第一編，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68〕馬長壽：《北狄与匈奴》，三聯書店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４─２５頁。

〔69〕林ｇ□ｎ＠□：《匈奴墓葬簡介》，《匈奴史論文選集》。

〔70〕《左傳》閔公二年。

〔71〕《文史》第１４、１５輯。

〔72〕林ｇ□ｎ＠□：《匈奴墓葬簡介》，《匈奴史論文選集》。

〔73〕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第八章“宗教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74〕《太平御覽》卷八二引。

〔75〕《墨子﹒非攻下》。

〔76〕汪維懋：《匈奴龍城考辨》，《歷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77〕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九，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78〕林ｇ□ｎ＠□：《匈奴城鎮和廟宇遺跡》，《匈奴史論文選集》。

〔79〕《左傳》文公二年。

〔80〕顧頡剛：《鯀禹的傳說》，《古史辨》第七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81〕田昌五：《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殷都學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82〕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純譯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９頁。

〔83〕《晉書﹒赫連勃勃傳》。

〔84〕王雪樵：《古匈奴人呼天為“祁連”本出漢語考》，《晉陽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85〕陸思賢：《“＠□□犁孤涂單于”詞意反映的“攣＠□□氏”族源》，《內蒙古大學學報》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86〕《漢書﹒匈奴傳》。

〔87〕《唐會要》卷七八。

〔88〕《呂思勉讀史札記﹒匈奴風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89〕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個問題》，《考古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90〕吳景山：《匈奴方位崇尚習俗考釋》，《蘭州大學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前揭陸思賢文。

〔91〕田廣金：《近年來內蒙古地區的匈奴考古》，《考古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92〕雷從陽等：《匈奴民族起源于額爾多斯地區辨難》，《內蒙古大學學報》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熊存瑞：《先秦匈奴及其有關的几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93〕前揭吉謝列夫書第６章“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時期”。

〔94〕耶茲：《俄國科斯洛夫探險隊外蒙考古發現紀略》，《匈奴史論文選集》。

〔95〕于右任：《考察外蒙古土謝圖汗諾顏山下蘇珠圖地方二百二十古墓記》，《匈奴史論文選集》。

〔96〕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個問題》，《考古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４期﹔又見潘其風等《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97〕曹永年：《戰國歷史上的“匈奴”》，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０日《光明日報》。

〔98〕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動地域考辨》，《民族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６期。

〔99〕王國維：《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狁考》﹔又見《匈奴史論文選集》有關文章﹔最近還有衹用音訓討論匈奴族源的文章發表。

〔100〕諾夫哥羅多娃：《蒙占的考古發現与古代史研究》，《考古學參考資料》（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101〕前揭吉謝列夫書第２篇“匈奴─薩爾馬特時期﹒引言”。

〔102〕呂思勉：《胡考》，《匈奴史論文選集》。

〔103〕楊希枚：《論北海、儋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ｌ□＠□□面之俗》，《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104〕前揭吉謝列夫書第５章“塔加爾時期”。

〔105〕魯金科：《論中國与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系》，《考古學報》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106〕前揭諾夫哥羅多娃文。

〔107〕前揭諾夫哥羅多娃文及“附錄”。

〔108〕前揭吉謝列夫書第６章“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時期”。

〔109〕《漢書﹒匈奴傳﹒贊》。

〔110〕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類學研究和維吾爾族的体質特點》，《西域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類學特征》，《西域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111〕《史記﹒匈奴列傳》。

字庫未存字注釋：
＠□原字為虍內加鬲右加瓦
＠□原字為□右加而
＠□原字為□右加于
＠□原字為工下加口
＠□原字為規下加鬲
＠□原字為丰右加乍
＠□原字為□下加萬
＠□原字為風加楊的右半部為雜合型
＠□原字為□右加云
＠□原字為虍內加業下加人
＠□□原字為足右加帶
＠□□原字為十下加早右加人下加干
＠□□原字為丞去一下加□
＠□□原字為廣內加盧
＠□□原字為革右加是
＠□□原字為馬右加尤加□
＠□□原字為馬右加辛
＠□□原字為木右加掌
＠□□原字為□右加帝
＠□□原字為石右加單
＠□□原字為□右加嚴
＠□□原字為未右加□下加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