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麦行动”到中加建交

从“小麦行动”到中加建交

   原文/陈敦德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迪芬贝克总理改组政府，原担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的汉弥尔顿转而调任农业部长。汉弥尔顿一上任，马上就面临要解决前任遇到的一个大难题：５０年代以来，加拿大产的谷物大量过剩，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生活。汉弥尔顿不理美国要西方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反华政策，决定开辟中国这个极其广大的市场，并于１９６０年秋主动派人到北京进行接触；同年１１月，中国采购人员也随即到了蒙特利尔。当时中国粮食极端缺乏。１９６１年初，中国和加拿大签订了购买２８００万蒲式耳和１２００万蒲式耳（两项共合１００万吨）谷物的协定；这第一项粮食贸易协定，是开拓性的，它为当时加拿大增长迅速的剩余小麦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也在政治上打开了中国之门的一道小缝，这才使得特鲁多得以在１９６２年实现了访问中国的夙愿。

第一笔买卖做成之后，汉弥尔顿受到鼓舞，兴奋起来了，他立即继续着手与中国谈判签订长期粮食贸易协议。为此，他考虑拿出一个“以赠促销”的方案，赠送一批粮食给中国，以促使中国长期买加拿大的粮食。
　　

当时，中国做外贸受到很大局限。中国受美国发动的反华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只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做贸易，外汇储备极其短缺，很难使用外汇支付粮款。两国在１９６１年关于长期粮食贸易的谈判中，中方动了脑筋，提出了一个使加方十分动心的方案：中国在今后两年半内要购买约５００万吨小麦和１２８万吨大麦，条件是使用加拿大贷款、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以及签订长期贸易协议。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说：贷款是主要条件。

汉弥尔顿认真作了考虑之后，笑着说：“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缺美元却并不缺智慧。”
　　

汉弥尔顿觉得这个方案对两国都大有好处，就打算接受。但是，这个方案在内阁讨论的时候，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层面。首先是内阁实力派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竭力反对。因为银行贷款需政府担保，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实际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者还担心，中国会利用加拿大粮食提前建立军事储备。有的反对者还担心会遭到来自美国的报复，在防御问题上不予合作或是减少美国资本在加拿大投资。还有人担心中国人会赖帐。内阁为此争论不休。
　　

当加拿大的内阁还在反复讨论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闲着，也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粮食贸易谈判。从香港获得的消息传到渥太华，汉弥尔顿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消息表明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后，汉弥尔顿为了促成这宗对加拿大极其有利的长期粮食贸易，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担保，将他的乌纱帽搁在总理面前作抵押！在当年４月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在反对派发言过后，汉弥尔顿站起来，大气凛然地扫视了会场一眼之后，严肃地向迪芬贝克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总理阁下，如果这项对加拿大国民极其有利的粮食贸易协议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的话，鄙人作为管农业的部长，只好辞职。我在此声明，要是协议签订之后中国人失约赖帐，就免去我的部长职务，不过要公布我辞职的真实原因。总理要是不同意我辞职，就请批准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
　　

年近七十白发苍苍的老总理迪芬贝克听了，稍稍流露出一点惊诧神情，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数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老总理一直没有表态。此时，会议厅里已经静寂无声，反对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有想到汉弥尔顿会下如此大的赌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押。
　　

至此时候，需要老总理表态定音了。迪芬贝克在盛产谷物的加拿大西部担任过２０年律师，深知广大农场主的切身利益。老总理沉默地环视着与会者，以极其平静的声音说：“看，你们看！这个人是真的要辞职了，你们都听见了，他是动真格的了！因为他相信这是完全有利于加拿大国民的方案。你们不赞成的话，是否准备作出同样的辞职行动呢？！”
　　

老总理停了片刻，会场静极了，没有人再提出反对。
　　

老总理微微点点头，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讨论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１９６1 年

小麦局早在１９６１年就已经承认了中国

十数天之后，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２日中加两国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长期小麦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中方先付２５％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期限９个月。实施中，贷款额后来突破达到１亿美元，因为中方买粮也突破了。通过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加拿大共卖给中国３．６２亿美元谷物，并自此开始中加两国持久的小麦贸易的历史。
　　

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４年３、４月间，汉弥尔顿卸任之后，偕夫人访问中国，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

加拿大外交官在雪地没找到中国人，急起来了

斯德哥尔摩的２月是最冷的月份。这个北欧名城，在冰雪覆盖、银装素裹之中，冬天白昼特别短，冬至那天白昼仅仅有两个钟头。酷爱冰雪运动的瑞典人都利用短促的白昼，出到屋外来进行活动，使这个城市的严冬并不显得冷清。这个城市的东北是各国使领馆云集的外交使馆区，各国驻瑞的外交官及其家属也入乡随俗，对冰雪运动也很投入。
　　

１９６９ 年

１９６９年２月３日白昼，身穿运动装的加拿大使馆参赞埃德蒙，背着一双滑冰鞋，整天在这一带徘徊张望，却并不溜冰。眼看白昼的短短两个钟头就要过去了，他急了，便向法国参赞安德列询问：“怎么中国人就不出来玩？”
　　

安德列说：“中国使馆当头头的都回国参加他们的‘文化大革命’了，留在这儿的部下都很谨慎，除了出门购物办事，一般都呆在屋里不出来活动。”
　　

中国与法国有外交关系，两国外交人员都有来往，安德列也知道加拿大与中国尚未建交，就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转达。”
　　

埃德蒙晃晃脑袋、耸耸肩表示没有，称自己只是好奇而已。
　　

其实，埃德蒙可不是好奇，而是负有特殊使命。
　　

昨日，加拿大使馆收到国内的一份密电，指示他们同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一条重要信息：加拿大政府已经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官员因此需与中国外交官进行会晤。接到这份指示电之后，玛格尔大使将与中国外交人员初次接触的使命交给了埃德蒙。两人进行了研究，由于近期在斯德哥尔摩没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可以遇到中国人，于是就选择了在冰雪运动中进行接触，传达信息。
　　

埃德蒙回到使馆，向玛格尔作了汇报。玛格尔决定让埃德蒙直接主动给中国使馆打电话。
   

１９６９年的２月初，外交口传来好信息，据中国驻瑞典使馆发来情况报告说：我使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参赞埃德蒙打来的。埃德蒙说：“我奉上级命令同中国接触，要与中国外交官进行会晤，传递一条重要信息：加拿大政府已经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据外电自渥太华报道，加拿大外长米歇尔·夏普在议会的一次大会上宣布：我已经指示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转达加拿大政府关于两国在双方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谈判两国关系问题的建议。
　　

那段时期，周总理早已经注意到了，在西方世界的重要国家之一的加拿大，自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于１９６８年４月间出任总理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承认中国，与北京互派大使。特鲁多的多次讲话，并不是“光打雷、不下雨”，现在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是实质性的信息。他当然感到高兴。
　　

周总理细阅了答复瑞典使馆的文稿之后，在上面批示：“鉴于目前情况，可以向加方表示，我愿进行正式谈判。”
　　

由于原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杨伯箴早在１９６６年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驻瑞大使的位置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空置３年了，同时，周总理也在考虑派往瑞典的新大使的人选。

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于是，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外交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经过接触，就谈判的地点、时间和使用的语言达成一致后，中加双方各自任命了自己的谈判代表。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１日，第一轮中加建交谈判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进行。这一轮，中方代表为驻瑞典临时代办刘冀才，加方代表为加驻瑞典大使玛格尔，双方各有３名助手参加。谈判在双方使馆轮流进行。

要是吵架了，可以一同到王后岛中国宫去听一听回音壁。
　　

飞机飞抵梅拉伦湖畔的斯德哥尔摩上空，从机舱鸟瞰，整个城市由１０多个大小岛屿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陆地组成，城镇的红砖绿瓦像是一大把五彩斑斓的宝石撒在碧绿的湖海上，市区的楼房街市之间，许多条水道纵横交错，数不清的桥梁架在多彩多姿的水上。
　　

身穿中山装的王栋，中等身材，看上去精明干练。他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６日赶到斯德哥尔摩就任中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他赶上了６月间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进行的第二轮会谈。以后的会谈，中方都由他做首席代表。
　　

中加建交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方阐明建交原则，加方谈其主张；第二阶段，通过说理促使加方基本接受我方建交原则；第三阶段，讨论并草拟建交联合公报。

第一阶段谈了两轮，我方提出了建交三原则：
（一）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二）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
（三）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蒋介石的“代表”留在联合国里。
　　

加方表达的主张是打算按中法建交模式达成协议，并想用承认中国来换取贸易、民航、领事、索赔、使馆待遇等一系列要求，还提出了两条建交原则：
　　（一）对台湾地位、“一中一台”不表态；
　　（二）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预先承担义务。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加建交谈判进入第５轮，开始转入对建交公报文稿和有关措辞的讨论。中方促加方就中方建交三原则进行澄清和纠正态度，鉴于加方回避在“一中一台”问题上表态，王栋大使指出对方言行实质上是搞“一中一台”，并强调说：“这是与你们所说的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矛盾的。”
　　

在谈判中，你来我往，王栋与玛格尔已经很熟悉了，谈判既有针锋相对的冲突，也有轻松友好的插曲。
　　

谈判间隙，也有闲聊。
　　

有一次，王栋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谈判地点选在巴黎，中法关系、加法关系都很好，而且我们驻法国大使是经过长征的黄镇将军。”
　　玛格尔答道：“我久闻黄镇将军大名，对其也很景仰，遗憾的是，选了巴黎将不是我与他打交道。我还是愿意选在这儿。开始我也对渥太华方面选择偏僻的斯德哥尔摩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特鲁多总理觉得巴黎太热闹了，耳目众多，事还没谈成就会张扬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夏普外长说，在地处欧洲北边一隅的寂静古城谈判，当然就不容易泄密。”
　　玛格尔说：“你知道吗，特鲁多总理给我俩有什么建议吗？”
　　王栋说：“总理肯定预料到我们会吵架的。”
　　玛格尔笑说：“你猜对了，他说，你们吵架了或是谈累了，可以坐街头的马车经过中世纪的街头，经古色古香的马车道，到临湖的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进餐，然后一起乘一艘游船，过了好些个桥洞以后，上王后岛上去欣赏阿道尔夫国王两百多年前建的中国宫，这是国王赠送给美丽的洛维萨皇后的生日礼物。在中国宫的二楼，可以静心欣赏回音壁的动听音韵，这是仿北京天坛回音壁建造的。”

王栋吃惊地问：“你们总理为什么对中国的景物如此熟悉？对这儿的景物、道路也这样熟悉。”
　　玛格尔说：“特鲁多总理青年时代去欧洲读大学，然后来了一次骑摩托车的环球旅行，在新中国建国之前就到过中国；１９６２年他又去中国作了一次考察旅行。”
　　两个大使真的相约一起到城郊的王后岛去参观中国宫（Ｃｈｉｎａ Ｓｌｏｔ）。王后岛上的中国宫是瑞典首都很著名的古建筑，始建于１７５３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推崇中国文化，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就建了一座木结构的中国宫殿，送给王后洛维萨·乌尔里卡做生日礼物。１０年后，１７６３年，兴致勃勃的国王又下令以土石结构重建。１９５９年，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之际，现任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同意重建，还邀请了中国古建筑专家指导，经过８年多的精心修缮，１９６７年终于焕然一新。尽管王栋此前还没有游览过，但是他是北京人，自小…对京城的景物极其熟悉，小时候就常与伙伴们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等地去玩耍；于是，此次游览中国宫，王栋就亲自担当讲解，看见什么讲什么，向玛格尔大使介绍。他结合中国文化背景，介绍这座中国宫里的主殿、回廊和侧殿，殿里的中国特色的陈设，不同房间里摆着的中国瓷花瓶、茶具、漆器、宫灯、象牙宝塔、文房四宝、泥人、中国算盘、杆秤等，讲解着墙上挂的中国山水、花鸟画及书法、条屏等。王栋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最后，在主殿二楼的回音壁前，倾听了奇妙动听的回音之后，王栋讲解了它的结构原理。
　　玛格尔听了格外兴奋，说：“王大使，完成加中建交谈判任务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访问北京。”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间，中加建交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第２４届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加拿大仍按过去的做法投票支持美国提案，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国立即作出了反应，北京不得不指示中方代表对谈判进行“冷处理”，在数月里不与加方联系。
　　这就使谈判出现了一个曲折，暂时中断了。

１９７０ 年

汉弥尔顿：小麦局早在１９６１年就已经承认了中国

１９６９年圣诞与１９７０年新年都过去了，再过两三个月特鲁多执政就整整满两个年头了，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宣布承认中国。他听取了夏普外长的汇报，得知中加建交谈判卡壳了，卡在台湾问题上。　　他听汇报时眉头皱起来了。

夏普告辞走后，他就换上运动衣去滑冰。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遇到什么难题，就去滑冰。他来到河边时，遇到了汉弥尔顿一家人溜完了冰正要回家。汉弥尔顿现在是众议院议员，尽管是在野党进步保守党的骨干人物，却是力主与中国建交的。汉弥尔顿朝他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问：“北京的事，怎么样啦？”
　　

他说：“正在进行。还有问题要解决。”
　　

汉弥尔顿听出此话的含意，就笑说：“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
　　

汉弥尔顿前些年任农业部长时卖小麦给中国搞的小麦贸易，曾在政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并使其在加拿大很有些影响。

特鲁多开玩笑：汉弥尔顿同志可以代表中国……
　　４月的一天，特鲁多来到议会大厦的小厅里与汉弥尔顿同喝咖啡。汉弥尔顿见过周恩来，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其中谈到过台湾问题。
　　特鲁多说，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建交谈判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极其重视、极其敏感。汉弥尔顿回忆说：“周恩来总理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恩来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之间惟一的重大分歧，必要的话中国准备再等５０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所在的政府内阁，迪芬贝克总理是有过承认中国的想法的，但是一接触到很实际的台湾问题，当时就感到实在太棘手，特别是美国的干预与制约，使想法未能实现。”
　　特鲁多说，当其还是一个无党派的青年学生的时候，自由党的圣劳伦内阁就打算承认北京政权，那个时候莱斯特·皮尔逊担任外长就在英联邦的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建议，正在此时，内阁政府接受了美国提供的不准确情报，使加拿大不幸卷入了朝鲜半岛上的那场战争。他很有感慨地说：“这是一场与中国为敌的战争啊！政府很快就清醒了，认为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不成熟的和不明智的'，并要求尽快结束战争。”
　　特鲁多说：“后来，我加入了自由党，给已经担任总理的皮尔逊做秘书，他就很有感触地对我谈起过朝鲜战争的教训：加拿大在朝鲜战场有１５００多人伤亡，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停战之后，政府是接受了教训的，不久，美国在马尼拉组织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国就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皮尔逊一再坚持认为，加拿大不应受美国对台湾义务的约束，我们是很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
　　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进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总理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特鲁多笑了：“套鞋，套在美国人脚上？！哈哈，迪芬贝克的比喻真贴切。美国人现在竟然说我是'共产党人'，有一家报纸甚至列举了好些事实证明我是共产党，说我１９４９年在魁北克支持过有名的石棉工人大罢工，１９５２年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党人的会议，１９５３年还因此拒绝给我去美国的入境签证。”
　　特鲁多说：“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现任内阁还是要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认为我们作此表态已经足够了；至于台湾岛是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无须由加拿大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
　　汉弥尔顿问：“为什么呢？”
　　特鲁多说：“就同我们从不要求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承认北极圈地区是加拿大的领土一样，我们也不愿对别国的领土承担义务。”
　　“不。我觉得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道理。台湾问题与北极圈不同，北极圈范围里没有任何政府声称要代表整个加拿大国家。”汉弥尔顿不无忧虑地接着问，“报纸上说，去年底第２４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时，我国代表仍然投美国提案的票，就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问你，为什么你反复表示不看美国的脸色而要承认中国，加拿大又在联大跟着美国的投票。”
　　特鲁多说：“对于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还提出另一个前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们应从法理上说，我们也不能对属于将来的行为预先承担义务。”
　　汉弥尔顿笑了：“我们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里当然应当只能由北京政权代表中国。北极圈里的那些北极熊居民们，是不会要求在联合国里占据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鲁多乐得哈哈大笑，就开玩笑说：“应该称你为汉弥尔顿同志，代表中国与我们进行建交谈判。哈哈哈。”
　　两人都相视而大笑起来。一个是执政的自由党领袖，一个是在野进步保守党骨干、众议院议员，他们的笑声表明，对于尽快承认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独特的“加拿大方式”解决了建交谈判中的难题
　　中方沉默了整整五个月。１９７０年６月，谈判又恢复了。加方懂得了台湾问题在中国人眼中何等重要了！王栋诚恳地告诉对方，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国，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权利，周恩来总理就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你们承认了新中国，但在联合国又承认了另一个“中国”，而我们只承认一个英国，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王栋强调说：“鉴于过去加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为确认双方协议立场，并正视听，建交公报在文字上应该明确地体现出建交原则。”

玛格尔表示：加方明白了中方的立场，不再坚持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错误主张。
　　曲折过去了。１９７０年６月至９月，恢复谈判之后谈判的频率加快了。
　　９月１７日，中加建交谈判第１４轮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举行，谈判取得了突破，双方接受了如下表述──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取得这样的突破虽说也是必然，但是来之不易。
　　１０月１０日，中加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在加拿大使馆进行。中国方面由王栋大使，加拿大方面由玛格尔大使，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上签字。
　　建交公报主要内容分为４段：
　　１．自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起，两国政府互相承认并决定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２．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３．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４．两国在建交后的６个月内互派大使。
　　在以上４段中，关键段落是第２段和第３段。其中第２段中“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尤其是“注意到”就是加拿大方面提出方案的原有的措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加拿大方式”。中方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也照顾到加方的情况。
　　１０月１３日，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建交公报。
　　中加建交公布之时，第２５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进行。不久，联大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１８国联合向大会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加拿大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震动，促进了好几个处于犹豫状况的国家与中国建交，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特鲁多苦心准备了访华礼物：白求恩大夫的遗物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金秋，特鲁多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
　　特鲁多总理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的。特鲁多为这次访华，做了精心的准备。
　　特别是为准备赠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费尽了心思。送什么呢？特鲁多为此召开过专门会议，搜集来的建议五花八门，然后进行筛选。有的说，中国有久远古老的文明，我们就送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艺术品面具或者图腾柱；有的说中国移民对加拿大铁路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送一座表现此华工茹苦含辛修铁路的造型铜雕；有的说送加拿大特产，例如世界闻名的艾伯塔牛、北美麋鹿或者北极灰熊；还有的建议赠送在加拿大博物馆珍藏的一两件中国古文物；还有多年卖小麦给中国的西部农场主们，愿意捐款买几台拖拉机等农用先进机械送给中国农民……
　　据说，这些建议数不胜数，有数十份之多。对大部分建议，特鲁多都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将加拿大珍藏的中国古文物回赠北京的建议，他一听说后立即表示反对，他懂得中国的近代史，从中国流失出国外的文物，不是偷的就是抢的，以此做礼，搞不好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使自尊心很强的中国人受到侮辱。
　　后来决定送的礼物契机是这样的。夏普外长告诉他，听说不久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礼仪活动，其中给各国外交官猜的中国灯谜中，有这样一条：在这个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熟悉历史的人猜是加拿大自治领政府首任首相约翰·麦克唐纳，爱看电影的人猜是著名影星萨瑟兰，也有人猜是现任总理特鲁多。最后是刚随父母移居法国的一个中国小学生猜对了，是──白求恩！当时，在场的一个加拿大驻法外交官说：在加拿大，没有什么人知道白求恩是谁。但是，出谜语的中国大使馆职员解释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连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都在讲白求恩的故事，８亿中国人，至少有６亿知道，理所当然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
　　特鲁多听了这件事陷入了沉思，回忆起他从政前，率领法语地区的文化代表团访华时，在中国各地考察访问，所到之处，人们一听说他们来自加拿大，脸上就会出现发自内心的真诚亲切的笑容，就会得到格外热情的款待。“白求恩”的名字可以成为在中国受到亲人般款待的通行证。
　　特鲁多深知白求恩名字的奥妙，它是联系加中两国的精神纽带。他让人到安大略省白求恩的老家去了解，获知白求恩生前在家乡尚留有一批遗物。特鲁多很高兴，觉得找到了访华时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最好的礼物：白求恩生前使用过的医疗器械。
　　周恩来很感谢特鲁多所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

１０月１３日，在特鲁多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对特鲁多说：加拿大在１９７０年承认了中国，在７０年代北美是第一个；中加建交推动了一系列欧洲的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周恩来还指出，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