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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联共（毛）办公室里悬挂的马、恩、列、斯、毛的头像
尼泊尔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唯一缓冲。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并各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是它仅有的两个邻居。尼泊尔末代王朝创始人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在18世纪的名言——该国是“两块巨石中间的一个山药蛋”——当地人至今深信不疑。
这个内陆山国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接壤的边境线共1400公里，是流亡藏人重要的居留地和西藏独立分子主要的示威场所。印度对它的影响，则涵盖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等各方面：尼泊尔直到几年前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该教信徒现仍居社会主流。尼泊尔南部平原的印度人后裔马迪西人，数量虽少，却颇具影响；而印度境内有约500万尼泊尔人，是加德满都最大的外商投资国，2005年(尼内战结束前一年)在尼投资占尼全国外资总量的35%。
尼泊尔的水利资源仅次于巴西，列世界第二，水利发电潜力极高，开发率却极低。1950年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谊条约》，使印度垄断了尼泊尔的水资源和生产资料市场；两国1965年签订的另一条约，将尼泊尔的军援国限于印度或印度许可的第三国。尼泊尔最主要的外援国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印度、日本这三个中国崛起征途中最重要的对手，齐聚于这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捍卫其地缘利益并制衡中国。
近年来，在一场未完成的社会革命的作用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1996年起，以农村包围城市，对尼王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在成立农村根据地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创建并壮大其武装力量(2004年更名为“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发展城市统一战线、进入其持久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后，于2005年将该党纲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变更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动表达了参与议会政治的愿望。当年11月，由于国王贾南德拉的亲政和党禁，活动空间受到压制的尼泊尔各主要政党组成七党联盟，与尼共(毛)就推翻王室、民主政治、制宪会议等议程在新德里达成了12点共识。
2006年4月，七党联盟与尼共(毛)发动街头运动，迫使国王交权；5月，实际掌权的议会下议院宣布尼泊尔成为世俗国家；11月，尼共(毛)与七党联盟签署全面和平协定(CPA)，结束了被其称为“人民战争”的内战。为表诚意，尼泊尔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其官兵驻守全国7个师级营地和21个小型营地，武器全部入库，钥匙由尼共(毛)管理，而武器库受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UNMIN)的封闭式监督。
自此，尼共(毛)正式成为尼泊尔政坛的重要力量。2007年1月，临时宪法颁布；2008年4月，尼共(毛)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并成为第一大党；5月，制宪会议改国体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实行总理内阁制；8月，尼共(毛)中央主席卡麦尔•达哈尔(绰号普拉昌达)当选共和国首任总理。他次年辞职。继任总理的库马尔•尼帕尔是由印度明确支持的；但尼帕尔的继任者纳特•卡纳尔得到了尼共(毛)(其时已更名联合尼共[毛])的鼎力相助，现总理巴布拉穆•巴特拉伊(绰号拉德霍杰)则是联尼共(毛)的中央副主席。
8月28日巴特拉伊当选总理以来，尼泊尔的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的突破。8月31日，联尼共(毛)同意将NPLA武器库的钥匙转交由政府领导的军队整合特别委员会(AISC)。截至9月2日，尼泊尔人民解放军7个师武器库的钥匙均转交完毕；11月1日，联尼共(毛)与其它三大政党达成7点协议，决定在当月23日前完成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整编工作：不超过6500名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官兵将被打散编入政府军，从事非战斗任务。其余人员可选择自愿退伍，或接受相关培训，被重新安置。协议同时规定，联尼共(毛)应在当月23日前，将其内战期间收缴的私有财产与赔偿款一道归还原主。
但与此同时，联尼共(毛)党内、尼泊尔政坛及社会的广泛对立愈发激化，危机一触即发。老牌政党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及联尼共(毛)党内强硬派均未参加本届政府。前二者指责联尼共(毛)延缓和平进程、总理巴特拉伊无能卖国，各自声称应由本党组阁制宪；后者则称，以普拉昌达与巴特拉伊为首的党内“当权派”违反党的决议、背离革命路线、以党的名义擅自签署协议，理应退党。而普拉昌达11月5日的表态–尼各政党已就和平进程完成、宪法颁布后由尼泊尔大会党组阁政府达成共识–也确然给了强硬派其暗箱操作，主动让权的口实。
当前，尼泊尔和平进程一日千里，但联尼共(毛)事实存在的路线斗争也即将图穷匕见。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与尼共(毛)奠基人、联尼共(毛)中央副主席莫汉•巴迪亚(绰号基安)之间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巴特拉伊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取得了土木工程博士学位，长期被控为亲印分子。2005年初，巴特拉伊与其妻遭控亲印，被逐出尼共(毛)中央政治局；他此前指责普拉昌达独断党务军权，纵容个人崇拜，与王室过从甚密。
然而情况不久逆转。印方外交人员介入并最终说服普拉昌达撤销了对巴特拉伊的处分。在随后召开的春邦(Chunbang)会议上，军势正盛的尼共(毛)通过了巴特拉伊的路线，将纲领改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同议会政治；而长期坚持斗争路线的巴迪亚、尼共(毛)国际事务部负责人C•P•高吉尔(绰号高拉夫)等五名尼共(毛)主战派领导人在会前不久逐一被印度警方逮捕入狱，均未能参会。巴迪亚后称其遭到普拉昌达与巴特拉伊的陷害，二人为了在春邦会议上通过民主共和的纲领，不惜通报印度方面，抓捕巴迪亚等人。
自尼共(毛)参与议会政治以来，其内部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普拉昌达仍与巴特拉伊若即若离，而二人背后印度的影子也越发明显。尼共(毛)2008年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胜出时，印度媒体就曾公开建议以巴特拉伊为政府首脑，由普拉昌达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年9月，普拉昌达以总理身份访印时，表示尼印两国存在“特殊关系”，受到党内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持续批判；被广泛认为更加亲华的普拉昌达于2009年负气辞职，印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10年，印度向普拉昌达喊话称：“巴特拉伊当了总理，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几个月后的同年冬天，普拉昌达与巴迪亚短暂结盟，联尼共(毛)在第六次全体扩大全会通过了后者“人民起义”的纲领，认定印度扩张主义是当前的主要敌人；进入2011年，形势再次反转。8月末，在普拉昌达的推举和支持下，巴特拉伊当选总理。当选前，巴特拉伊与马迪西阵线，一个代表尼南部平原马迪西族群(印度人后裔)的政党，达成四点协议，准许马迪西人居住的几个地区在未来的尼泊尔联邦中有自决权。这被普遍认为是印度分裂尼泊尔的图谋。马迪西阵线随之与联尼共(毛)组成现政府的执政联盟；两个月后，巴特拉伊在访印期间，代表尼政府与印度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及促进协议(BIPPA)，在长年困扰尼印关系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也毫无进展。印度政界支持的尼泊尔大会党与尼商界对BIPPA表示欢迎，但尼共(联合马列)、联尼共(毛)强硬派、一些小型政党及尼学界则强烈反对，称在和平进程完成、宪法颁布之前，不应与他国签署任何对尼产生长期影响的协议；同月，普拉昌达被控与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AW)私下接触，他本人对此并未否认。
需要强调的是，把尼泊尔受印度影响的政局走势，简化为联尼共(毛)内部某几位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缘由、动力或结果，是肤浅而错误的。反封建、反帝、反殖民，是尼共(毛)最重要的建党宗旨，及其民众支持之本。三者的针对性极其明确：反封建的对象是尼泊尔王室，反帝的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反殖民的对象则是印度殖民主义。尼王室及各议会政党与印度的微妙关系，决定了反殖民和反印情绪只能是在该国民众间涌动的暗流；在这种条件下，尼共(毛)毫不含糊的反殖民立场，使其颇受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同情。废除一切与他国(印度)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正是1996年尼共(毛)宣战前向政府提出的40点要求之一。这与尼国内广大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尼泊尔内战的结束、CPA的签署及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也应在此前提下进行审视。尼共(毛)从组织形式、政治纪律到斗争历程，与中国革命有极多相似之处。所谓“普拉昌达道路”–即尼共(毛)自称首创的，以同时发动农村武装斗争与城市统一战线为主轴的斗争方式–分明是中共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翻版。中国近代史上的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中共的反围剿、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土地改革、妇女解放、三三制、民主集中制、根据地、解放区、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人民公社、党内路线斗争、整风运动、和谈、改编、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甚至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都有在尼泊尔的对应版本–多非刻意的复制，而是经验的重合。
但二者面临的形势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革命的全程，伴随着苏联崛起的特殊背景、国际共运的蓬勃发展、八年抗战的全民一心、世界大战的阵营对决和民族革命的风起云涌。尼泊尔“人民战争”之初，却是苏联东欧剧变、美国黄金时期、中国市场改革，资本主义予取予求，暴力革命备受谴责的年代。而内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2001年，正是本土遭袭的美国在全球锁定“恐怖分子”，以“反恐”名义肆意滋事的开始。2002年，印度通过《预防恐怖主义法》，直接针对尼共(毛)及其印度盟友，人民战争组织(PWG)和印度毛泽东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I)在印东北部的活动与合作；2003年，美国国务院按美国第13224号总统令，将尼共(毛)列入“全球性的特定恐怖实体”名单(这帽子至今未摘)；国际刑警组织也多次对十余名尼共(毛)领导人发布全球通缉令。
险恶的外部环境及各大国对尼王室的军事援助，极大限制了尼共(毛)的生存空间。它的对手虽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军队的强大政党(如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但在内战过程中，尼泊尔并未遭遇外敌入侵。这意味着尼共(毛)的生死存亡，全在于其群众路线的成败–即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最多数的民众，使其相信该党发动的战争能为国家带来长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与军事斗争的胜负。在“人民战争”期间，尼共(毛)的最大外援，不过是PWG和MCCI–二者2004年合并，成立了至今仍未公开活动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其最便捷的避风港，也因此是印共(毛)在印东北的活动区域。十年内战，普拉昌达等多名尼共(毛)的政工领导人在印度各地就待了将近八年。
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参与议会政治而进入社会主流，不失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的一种方式。现任联尼共(毛)书记的C•P•高吉尔曾说，该党的选择是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有利的国际形势，而非放弃革命，等待有利形势降临。据联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纳拉扬•沙玛的进一步分析，尼共(毛)“通过和平进程闹革命”的独特性在于：“在彻底胜利之前，由革命党单方面停止作战；将人民解放军投入兵营；与对手及敌方进行和谈；与反动势力组建过渡政府，并视情势需要，离开并再次加入之；以外交努力制衡外国反动势力；试图团结一切国内外革命的、友善的盟友和兄弟力量。”诚然，二人都是联尼共(毛)强硬派的代表。但2007年9月，为了确保尼共(毛)参加次年4月的制宪选举，印度的施压之大，使得被视为最亲印的巴特拉伊也恼怒地宣布：“印度殖民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参选，尼泊尔就会成为另一个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也会垮掉。但我们想警告他们，我们会让尼泊尔变成21世纪的越南，把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统统赶出去。”当年1月，在印度的授意和支持下，印人后裔马迪西族群在尼南部平原与已签署和平协定的尼共(毛)爆发了持续数月的武装冲突。
在这样的条件下，尼共(毛)以弱克强，在十年内就从策划以夺取警察武器为目标的突袭，发展到拥有7个师3万3千余人，对加德满都形成合围的武装力量，其准军事组织共青团也有数万成员，迫使皇家军队数目从3万扩编至10万，其成就无疑是惊人的。而在参与议会政治以来，尼共(毛)能连续推翻各外国情报机构的分析，从历次选举中胜出，并维持其第一大党的地位，不仅说明了其根基之深，更从侧面印证该国民众受压迫之烈、贫富分化之巨及诸肉食者之鄙。
然而挑战也是空前的。当前，尼泊尔和平进程处于最重要的关口；联尼共(毛)正面临着一步走空，前功尽弃的危险。该党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都有一朝丧尽的可能，而其施政所系的经济手段也相当受限。不论其初衷如何，联尼共(毛)合法参政的策略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像印美等势力所期望的那样，逐渐变成了限制其活动的枷锁和桎梏。该党在根本路线上的分裂，也因此成为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
联尼共(毛)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它在农村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在参政以来，以尼泊尔大会党为首的各政党反复督促其将内战期间从私人手中收缴的财产返还原主。已被尼共(毛)以革命的名义平分给其党政干部及各地贫农的田产，正是这些财产的核心。将其返还旧主，并补交赔偿款的行为，与尼共(毛)的一贯纲领决然相悖。“翻身农民向地主低头”的场景，不仅会给该党带来政治上的羞辱，还将摧毁其经营多年的群众基础，同时创造新的，在议会政治中无解的问题：失地农民到哪里去？
自11月1日7点协议达成，联尼共(毛)允诺归还此前收缴的私产以来，联尼共(毛)总书记、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哈杜尔•塔帕(绰号巴达尔)、巴迪亚等人及联尼共(毛)在各地区的人民委员会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坚决拒绝归还田产，并称政府一旦用强，“将遭到报复”。普拉昌达也随之表示，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境遇应有所考虑，不该把农民强制搬离他们已分到的土地。至协议规定的截止日期11月23日为止，联尼共(毛)寸土未还。尼泊尔大会党借此要求总理巴特拉伊辞职，而尼共(联合马列)则称，在7点协议达成后，巴特拉伊政府已经完成了其使命。
此外，联尼共(毛)的全部军事资源，即其一手创建的尼泊尔人民解放军(NPLA)，已通过整编工作逐步消散。经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初步认定的尼共(毛)官兵，在2006年5月共有31318人。经特派团的二次认证，数千人因不符合士兵条件而被取消资格。最终确认的尼共(毛)官兵为19602人，其中女性官兵有3846人。2011年11月整编开始前，在全国28个营地内驻扎的NPLA官兵总数进一步下降至19488人。
按11月1日达成的安置协议，NPLA官兵将不成建制地编入政府军，也不会担任战斗任务。这样的规定，对党内的主战派领导人及基层官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尼共(毛)此前多年的政治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翻身必须枪在手”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和内战结束后，该党对内“绝不放下武装”的反复承诺，都开始以反讽的形式持续发酵。另一方面，苦守兵营5年，仅靠部队铁律和政治宣传来坚持意志的NPLA官兵人心思变。
NPLA总部向各师级营地下达通知，要求选择改编的官兵超过总数的35%–超过协议规定的规模–显然希望借此向各政党施压。但由于NPLA官兵截至2007年的教育程度被认定为整编要求之一(NPLA的七名师长中，只有三人读完高中，四人有初中文凭；多数基层官兵未读完小学)，多数人可能选择退伍。巴迪亚、塔帕等人继9月强烈反对将NPLA武器库钥匙转交于第三方之后，也呼吁各师官兵选择退伍，抵制整编，“继续斗争”。NPLA的改编，是尼泊尔和平进程的重中之重，更是联尼共(毛)的历史性转折点。在主战派眼中，改编违背了全党2010年通过的“人民起义”纲领，无异于降书；而所谓“当权派”的压力更大，因为令各相关方满意的改编，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改编官兵的要求如何处理、培训如何衔接、军衔如何认定，退伍官兵的安置是否妥当，数千名在各营地居住的伤残官兵和被取消资格的原官兵怎生安排，都是他们面前挥之不去的难题。
经济方面更是如此。联尼共(毛)虽然两次在制宪选举中获胜，但组成的都只是过渡政府。而即使在这两届过渡政府中，该党的席位也未能达到绝对多数。这给了其政敌以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失去了多数政治资源和全部军事资源以后，兑现其发展国内经济的承诺，将是逐渐丧失革命合法性的联尼共(毛)在尼泊尔大会党组阁前的最后机会。然而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该党的经济动员能力严重受限，只能以惯性投靠印度–这必将敲响其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丧钟。
中国在尼泊尔政局走势里，扮演了十分尴尬的角色。她不仅用南辕北辙的情报分析迷惑了自己，还以欲说还休的外交辞藻迷惑了友方。尼方由此作出了两次战略误判，一次导致了国王贾南德拉的倒台，而另一次则造成了普拉昌达的辞职。无心之失，其难谁知？前朝旧人不需再提；普拉昌达的辞职是印度策划已久的事件，其影响至今难消。
联尼共(毛)与印度情仇皆深，但与中国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联尼共(毛)上一次“对华不利”，要追溯到1991年7月23日其前身尼共(Masal)试图冲击中国驻尼大使馆，以抗议“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不向江青提供医疗救助(中共公开资料显示，江青于当年5月14日在其住地自杀身亡)。该党主战派因与印度结怨已久，更是屡次表达亲华意愿。8月中旬，曾在印度下狱的联尼共(毛)书记C•P•高吉尔反复向中方提及，希望中国帮助兴建铁路，连接拉萨与加德满都，以至尼南部的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这样，尼方就能利用青藏铁路，逐步摆脱对印度的依赖。
这或许正是一个中方可以立即着手的项目。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可为当地创造就业、促进旅游、拉动消费、吸引外资，对尼泊尔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中方可由此协助NPLA整编的后续工作，将部分官兵整建制地改编为工程兵部队，作为施工的主力。这样，既可以帮助尼泊尔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也能够解决联尼共(毛)的军事困境，缓解其党内矛盾，更为中国在尼持久善意的释放做了良好的铺垫。
外方的压力，不应当成为中国不作为的借口。联尼共(毛)发动“人民战争”至今已有15年。尼泊尔的现状，正如孙中山描述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在这个空间有限的角力场中，我们若不努力，他人定将努力。今后的发展会怎样？负责任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事古难断，错过去就错过去了。可错过的结果，将决不仅仅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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